语录由陈吉安先生记录整理，并由陈先生陆续转帖到新-浪-微-群“书法学习”，始于2011年4月24日，结于2011年6月1日，共180条。

1、我在山东，去看一块摩崖刻石。老远就看见它了，可就是上不去，到处是峭壁。后来找到了一个山民，一打听，才晓得山后头有一条小路可以绕道。按图索骥，快得很。学字一个样呀，路子对了，天天有进步，路子错了，一生也上不去。

2、米芾的一个“刷”字，不晓得害了多少人。都晓得“刷”，却都不肯晓得米的功力有多深。米临小王是可以乱真的，他才有本事“刷”的。

3、怀素、米芾，可能写得都很快，但你要看人家的功底。

4、初学者，慢点好。慢慢地，才能体会。

5、容易出毛病的地方，更要慢。浓墨下笔时也要慢，不然还是会滑掉。

6、慢，还要匀。好的拳手，是既慢又匀的。

7、能慢了，才能快。快，又没得 功夫，坏了。

8、慢，不能拙；快，不能浮。

9、唐楷，法度森严，所以学字一般都是从唐入手。唐之中，最好是从李北海入手。

10、李北海，开合大。不写李，“撑不开”。

11、“右军如龙，北海如象”，董其昌把王羲之跟李北海放在一起相提并论，是有道理的。

12、历史上许多大家都出自李北海，米芾、赵孟頫、王铎都是的，黄宾虹、林老也是的。

13、写到了李北海才是个基础，写到了虞世南是真本事。唐里头，就虞写到了魏晋之纯净（静)恬淡。《兰亭》，虞临得最好，得精髓。

14、我的字，得力于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我用的是明拓本，我看见人家 有，就赖着借，到期就还，还了再借……人家就送把我了。哈哈，《孔子庙堂碑》，更轻、更空灵，我写得舒心呀。不过，虞字有点“羚羊挂角” ，轻易不能进去，弄不好会“迷”掉。

15、唐碑之中，凡是我见到的，都临过了。唐以上的，我都喜欢，哪怕是民间的；唐以下的，我几乎不写。

16、明清里头捣来捣去，不如往上追。

17、台北“故宫博物院”，一张王叔明 的画，几乎是白描，真好。王向来多皴，那张没皴，反而好。

18、台北“故宫博物院”，张大千 的绝笔，六米多长，水墨，真大千也，真好。画没完成，大千仙了。原来是日本人订他的，日本人倒守信用，说虽是口头协议也照样有合同效力、大千仙逝属意外，没肯拿走。

19、书画，走弯路的人多了。等他晓得路子错了，也回不过头来了。他也没得时间回头了，老天爷也不把他回头的时间了。他要吃饭，他的徒子徒孙也要吃饭，他只好不承认自己错，他的徒子徒孙也不许他承认错。这个嘛，要理解。

20、（就“名家字”、“流行书风”，先生云)学术上的事，不必有人事，涉及到的也要公允，不能偏颇。否则，自找麻烦事小，陷到里头可是要耽误自己的一生的。

21、初学者，折格子写，要上规矩。没得规矩不成方圆。

22、临字，要处处到位，游丝也不能放过。

23、学字，要有敬畏，儒家的敬畏。你不敬它，它也不会敬你的呀；你不畏它，你怎么能用心呢？！但敬畏不是“紧”。

24、“努力创作”，这个说法欠妥。一旦“努力”，心就“紧”了，就难免做作了。书法是内心的自然流露，想写就写，不想写不要太勉强自己。

25、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能紧才能松、能松才能紧。精神不好，不要硬去写。字不在写得多，好弓，一直拉着也不行。

26、镇江的《瘗鹤铭》，应该是陶弘景写的；茅山老井台上头的字，也应该是陶弘景写的。

27、李北海的《麓山寺》跟《瘗鹤铭》其实是一路的。

28、李世民，把王字写厚了，这个不容易。他是从小王里头出来的，却写得很厚。

29、黄庭坚，唯一的一个出自柳公权的书家，再无他人，也是怪事。

30、赵孟頫，出自二王、李北海，得其秀媚，未得浑厚。好玩的是他的画却硬扎 得很。

31、宋克 的《兰亭定武本后跋》，好的，晋人出来的，得到了王字许多。跟张居正 、黄道周 比，纯。张、黄做作，针扎人一般；黄的小楷稍微好点。

32、八大也是魏晋尺牍出来的。我跟八大是有缘的。

33、王铎的草书，还是规范的，可学。

34、清代皇帝的字，都是从赵孟頫、董其昌出来的。

35、弘一 的字，志在扬佛。

36、有人说写字累，哪有那么累？！方法不对了，出蛮力了。身体哪个地方出现酸痛，就是那个地方出蛮力了，那个地方血脉、气脉受阻了，就会越写越累，越写越躁，就麻烦了。

37、写字的虚灵顶劲，出自太极拳。林老就是从太极拳里头教我的，其实小学老师就教了，要学生坐端正，问题是都不在意。

38、书法跟太极拳的关系，我的那篇《林散之书法指要》说得很清楚了，连图都画把你们了。

39、《太极拳图》的理解，要注意其中的对应。“接引进转击蓄留停”，“接”对应“击”、“引”对应“蓄”。只晓得“接引”，不晓得对应的“击蓄”，不行。

40、汉画像，工匠依石制像，里头是有传人的，是代代相传的。

41、搞书画的人欣赏汉画像，主要是看线条。粗线苍茫、细线紧密，画人物的可好好学。

42、书法的线条其实到处都有。唐人从壁坼路、屋漏痕里头看到了书法，那些东西都是非人力所及的。

43、林老反对人家三十岁以前写草书，其实他自己三十岁就写了，但他能写呀，他的基本功好呀，人家是不能跟他比的。

44、我们民间师徒相传，一部帖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搞通、搞透。这个，就是打好基础。

45、一般人写字有个毛病，就是写过了许多帖却写不通一部帖，这个不行。有句话“心有灵犀一点通”，不是点点通。一说是点点通，就是不通，就是皮毛，就是蜻蜓点水。

46、认真临一部帖时，想临其他，也可以。主食跟辅食的关系。

47、写出字的趣味，再写出自己内心里头的趣味，两个都写出来了，就行了。过于考虑他人之见，是写不好的。

48、“龙腾虎跃”、“苍劲老辣”，绝不是燥气。

49、画出新画法，容易，翻翻花头就可以了。画出一格，难于上青天。格，格调也。

50、画不是色彩，色彩不是画。

51、上色这事，说点唯心主义，是天生的。有人说颜料不好，这话不对。什么颜料都不俗，俗人用之则俗。

52、我说我的字你们不能临，不是骗你们。要从我的字的来处学。林老当年也是这样跟我讲的，我当时也是跟你们现在一样有点不相信，后来晓得了，“天下没得免费的午餐”。嘿嘿，你们将来会晓得的。

53、字帖，要好的版本，不然会把帖上的毛病带进去。

54、好碑，还要拓得好才行。《三希堂》都是乌金拓，字口太清楚了，黑白太分明了，难受。

55、张旭《草书诗四首》，假的。张有碑传下，不错。米芾说张只配酒肆之中 ，但张有真草精熟一说，此乃书家之论，孙过庭也有此说。其实，真、草、隶、篆都要精熟的呀。

56、怀素《自叙》，有人说是假的，这个不要紧，让他们“打官司”去。我的眼里，只有好坏，没得真假。

57、怀素《小草千字文》，好的；晚年作品，好的。

58、画从宋元入手，路子宽。

59、宋元的画，都好得很。既使是名头不大的，像曹知白 、马远 ，甚至无名氏的，都好得很，我都临过。

60、范宽 ，大气呀。学其黑白，其黑中之白，亮呀。不过范有小动作，我不喜欢。

61、宋元之中，我独不喜欢郭家 的鬼脸皴，看着都难受。

62、赵孟頫、董其昌、文徵明 ，画都比字好，尤其是文，精到呀，修养太高了，也太“现代化”了。

63、渐江，出自倪云林 的简、静，加上了自己的硬，自成风格了。

64、梅清 ，实属新安派，不是宣城派。

65、石涛的画，好的好得很、坏的坏得很。

66、石涛的山水，出自黄山之外，主要是桂林。齐白石的山水也出自桂林，这个，多少人不晓得。

67、恽南田 ，山水比四王 高，尤其是恽的禅味足。四王之中，王时敏 好点。

68、新罗山人 的花鸟，路子宽，可学。金冬心 、李方膺 的东西好归好，不能学。那个郑板桥的，名气虽大，更不能玩。扬州八怪 的，最好别去学。

69、金冬心，好在简，用笔简，画面也简。齐白石 的也简，但不是学金的。

70、金冬心的画，不能印刷，一印刷就看不见东西了。

71、齐白石的山水，好呀；花鸟是卖钱的。

72、李可染实出龚半千 。

73、虚谷 ，实为海派之祖，笔法是“金锉刀”，林老临汉碑也常用。上海□□□学错了，脏了；北京□□□学坏了，“抖抖体”了。

74、（先生13日晚在常州为笔者改画时云)一张画要一个色调，不能相互冲，但不是说红、黄、蓝不能一起用。

75、唐草，上承魏晋，没得话说，但张旭、怀素一出，风气就开始坏了。坏就坏在没得“刷”的功底偏要去“刷”。

76、宋四家，苏、黄、米、蔡，皆偏执，过于强调个人面貌，犯了不容之忌。

77、清代没得大草，文字狱呀。人家不写文章，搞考据，即成风，都写篆、隶去了。

78、清代碑学派，理论上胜利了，但实践上失败了。阮元 、康有为 都是的。倒是弘一自碑入手，进入魏晋小楷，兼容并蓄，成了大家。大书法家不能分碑帖，好东西都要写。

79、碑学派的许多人都考察过四山摩崖 ，如黄小松 ，但他们的审美不行，没看到东西。眼高手低者自古有之，手高眼低者是没得的。

80、魏碑，是从隶书出来的，绝不是从楷书出来的。魏碑出现得很特殊，写的人主观上是想写成隶书，但当时楷书已经成熟了，只能写出那隶不隶、楷不楷的东西来了。

81、唐人没得魏碑这个称呼，或称做隶书或称做真书。因为唐人很为难，一时没得办法了。

82、四山摩崖，安道壹 一帮和尚搞的，隶书水平相差太大了。

83、《龙门二十品》，有人说是民间书法，胡说！为皇帝、皇后、皇妃造佛像，哪个敢找民间书法家来写？！有穷和尚、穷尼姑为父母造佛像，或许是民间书法，但这个不能扩大化。有人把不落款的，都算到民间书法头上，不对。

84、许多人把《张猛龙》定成魏碑，不对。按当时规矩，碑是隶书，而《张猛龙》其实是从钟繇小楷出来的。

85、许多人不把《刁遵墓志》定在他们规范的魏碑中，我恰恰在《刁》里头写到了黑白、自由的东西。

86、捻管，更有不捻之捻。

87、提按，有提必有按、有按必有提。初学者要搞明白，我现在不晓得了。

88、运笔，如抽丝，但不能“抽”断，快也不能断呀。

89、游丝，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可断可不断、笔断意不断。

90、枯笔，功夫不到，最好不要写。

91、大笔小字，笔尖是圆的。

92、笔不能用到三分，不然笔毫就伤了，笔就破了。

93、草书结体有规范，如“悠”，就是□，把最后一笔带出来就是错字，连“修”都不是。

94、（在响堂山石窟，先生指着佛像上残留的一块色彩说）你不是想学上色嘛，好好看看。（笔者问是不是沧桑，先生云)沧桑，也对也不对。那年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傍晚的时候，我走着走着，突然看到了一块古人的色彩，一束阳光正好照在上头，我看着看着，看傻了，豁然开朗了。缘分呀。

95、时间和大自然，既完善了古代壁画、雕塑，也破坏了古代壁画、雕塑，还消灭了古代壁画、雕塑。完善与破坏、消灭是同时的。书法和书法家也是这样的，书法是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书法家自身肉体消亡的过程，最后只剩下书法家的精神在人世间流传了。

96、我们现在看北朝、隋唐的雕塑比后来的美，这不仅是因为不同时代的人创造美的能力不同，还因为时间和大自然对人为的东西进行了再完善。如果没得时间和大自然，那些古代雕塑就没得这么美了。

97、天地人三通之才，才是大材。闭门死读，是做不好学问的，要大山大水走走，得些天地正气。我每次采风回家，就觉得心胸又开阔了。

98、易，两派：一是易理派，朱熹 代表；一是术数派，邵雍 代表，事情算得很准。我是易理派，是“玩”易的。

99、易，是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亡，万事万物的过程。

100、乾、坤两卦，最重要，初爻变，六爻全变，其他都不必变。这是为什么呢？古代的宰相篡皇帝之位的过程，就是这个样子的。

101、学诗，要会平水韵，要背诗。平水韵跟方言、普通话是两回事。我背过《离骚》、《李白选集》。

102、学史，《史记》、《春秋》、《战国策》，重点在《史记》。《史记》重点在本纪、世家、列传。后人都达不到，那个才叫生动。

103、文学，散文，我是孙犁 弟子。可我当时就觉得那个样子写下去到老不过写一堆废纸，我不能再写了。我就把这话跟孙先生直说了，孙先生问我“喜欢啥”，我说喜欢书法，孙先生就送了一支毛笔把我。日本二玄社做的，真的好，二十多年了，到现在还在用。

104、距汉不远，所以线条接近，但跟霍去病墓道 上的石兽是两回事。一个是皇帝的，一个是将军的，将军的反而自由。

105、古代雕塑一代不如一代了，明清不足观了，线条既轻又薄。

106、（关于笔者临的大王尺牍，先生云)把字临小一套。临得太大，临不到行气，也临不到尺牍味。实在想写大字，去找王觉斯。

107、（关于笔者的一张山水画，先生云)不脏，但要有画眼。画眼不一定要大，但要有，不然就成了画的一格了。点景即点睛，不能少。少了，人家就不晓得你到底是要画什么了。

108、怀素《苦笋帖》的“乃”字，线条细而实。一般人都会枯的，他不枯，功夫不得了。

109、米芾也有小笔大字的，勉强了。跋是小字，笔正好，就好了。

110、清代何绍基、钱沣，都是颜字出身，但何好点。钱居然把颜字规范了，这个怎么行？！

111、赵孟頫，跟钱选 学的画，有钱的影子。

112、高克恭 的山水，粗笔，点睛自然就要粗点了。

113、王蒙的水墨山水，好呀。好在留白，白像“挤”出来的。

114、文伯仁 ，文徵明的侄子，画不错。

115、八大的画并不脏，是怒气；王铎的字并不火，是怨气。

116、石蹊的书、画，都比石涛的好。

117、青绿，分大、小、浅绛三种，各有规矩，要晓得才行。

118、（关于笔者临的宋人山水小品，先生云)染画，第一层淡墨，层层加之，层次。花青跟赭石互衬，二色皆亮。

119、（关于笔者画的《太行山图》，先生云)画不能碎，一碎就不整体了。山道不可太直，隐约有，就行了。上面靛蓝有了，下面全黑，不行，再用花青染。上了花青就不能算是小青绿了。

120、采风，我从来不写生、不速写。速写你再快，也只能画上个一两张，有时反而影响了对大气象、大气息的领悟。回家了，想画就画，有时忘掉了，就算了。不想画硬是画，那画能好吗？！

121、董欣宾 ，画法多，像个大兵器库，有十八般正器，还有奇门暗器。别人进入了，怕是转不出来的。要出来也容易，清心正性。

122、董欣宾画繁，繁至极，繁得自成风格了。

123、董欣宾看我的画，才两张，就说我“成精”了，哈哈。

124、董欣宾喜欢说实话，所以得罪人，其实他人很好，厚道得很。

125、（先生一画，云)这一笔，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要多少年的体悟才行。有“一”才有“万”，“万”则归“一”。道，一以贯之。书画的“一”是什么？就是一笔。一笔会了，千笔万笔就都会了。

126、弘一，看上去是尖锋，其实是“抱锋”。人家哪块 晓得，上等笔法的一种，魏晋小楷中有。是在笔与纸接触的一瞬间就已经逆入平出了，是一般功夫不能用的。

127、笔法中有粗沙痕、细沙痕 。我用粗沙痕画画，真漂亮。能用沙痕的人不多了，能用粗沙痕的人更少了，看不见了。

128、我先是自临颜真卿，那本帖不好。林老要我写柳公权，我就是写不进去。我就自作主张地写颜的《自告身》，林老说“好，柳不用写了”。我从《自告身》入手，再写李北海《麓山寺》、孙过庭《书谱》、怀素《自叙》，我就是这四部帖起家的。

129、林老当年在扬州，我早上陪他打拳，上午看他写字，看了上午看下午，就站在他旁边看，前后将近十年。会看人家打拳、写字，也是本事呀，要紧得很。

130、早年我临的汉隶、唐楷，一整套一整套的，拿到林老那块去交功课，林老不还把我了，说“留下来，让你的学弟们看看字是怎么学的”。唉，那些东西也不晓得现在到了哪块了。

131、我抄过《道德经》，其中有一句“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交功课时我就指把林老看，还跟林老说“这句话说的是你”，林老先是哈哈大笑，然后板着脸说“别瞎讲”。哈哈，林老也蛮好玩的。

132、林老有个比喻，说写字就像做变蛋 ，原料不到，时间不到，要打开，就是一个臭蛋。哈哈，一个臭蛋。

133、书家三大修养，一是心胸、二是学识、三是临书，而临书是最为标志性的。

134、林老七十多岁，临汉碑，一临一大摞，真可怕呀。就像他自己说的“存钱做本”。他“本钱”大了，才能做“大买卖”。

135、我宁愿临帖，不肯写字，临帖多舒服呀。银子嘛，够用就行啦。

136、我没得好文凭，提干、评职称，好处都轮不到我。自作联句“学历工农兵，诗宗风雅颂”，哈哈，自嘲，不能传出去。但我把林老教把（交把）我的东西学到了，传下去了，这个也不容易呀。

137、（关于笔者临的李邕楷书，先生云)横折弯，写不好就老实点，分两笔再成一笔也可以，要注意其中有一个平出之后的再逆入。斜钩，圆中求直。横折钩，不能圆，如“佛”字。竖钩，勾不能过分但要到位。钩，要勾到足；足，笔可不足，意一定要足。捺，后部有重笔，不能略去。收笔，得势即出、出而即止；笔一定要“压”得住。

138、（关于笔者临的汉隶，先生云)楷、隶，用笔上本质没得区别，形态上有，三处：斜钩、撇、竖，都是在收笔上。

139、（关于笔者画的《张家界神堂湾》，先生云)还不错，要点云色，山顶上再弄个方台，即可。

140、（关于笔者画的《胡杨林》，先生云)想画色彩就画，不要小气，我就不喜欢灰蒙蒙的。沙漠不是流水，要有沙漠的味道（笔者看先生画沙漠，尽是中锋运笔，而非侧锋擦，那大概就是“粗沙痕”吧)。

141、新安画派，应该从渐江算起，黄宾虹结束。林老是开新宗派的。

142、学字，条件不好、环境不好，能拿起毛笔万事俱忘就行。林老当年在扬州，就在一张又破又小的小桌子上写字。

143、字，到最后写的是心境，这个东西，是没得止境的。字的最高境界，是“无”字。林老晚年心里头干净呀，什么都没得了，无所谓了。

144、有人问我，把字写好了又能怎样？我就高声地告诉他“朝闻道，夕死可矣” ！真的是“下士闻道” 。

145、（关于笔者临的钟繇小楷，先生云)小楷要从钟、王下手，要从魏晋下手。

146、（关于笔者临的李邕楷书，先生云)间架要开阔，布局要有松有紧。

147、（关于笔者临的大王尺牍，先生云)要临到行气，还要临到布白，同时还要背结体。草书结体是有规范的。

148、（关于笔者临的孙过庭《书谱》，先生云)《书谱》，虽是小笔硬毫，但还是润的呀。要临到润才行。

149、（关于笔者画的一张山水，先生云)不要怕黑，但不能灰。灰就烂掉了，灰蒙蒙的难受。

150、“心手双畅” ，手笔一体也。写字不能手是手、笔是笔。练字的过程就是人跟笔相互熟悉、磨合的过程，最后是手笔合一，心手合一，天人合一。

151、法度、技巧，其实就是应该怎么样我就怎么样。

152、执笔、用笔，是方向性的大问题，书法之基础、根本。

153、苏东坡的“要使虚而宽”，执笔的最根本。逆入平出，用笔的最基本。

154、虞世南，如玉。写玉质感的东西，要心平气和。

155、《曹全碑》，写到了玉质感，才算是写到了，一如虞世南。

156、《好大王》，样子是方的，但用笔很圆润。《好》是当隶书写的，不是当楷书写的。

157、“由法及道”，“法”是要搞透的，但不能陷进去。《金刚经》说“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书画亦然。

158、《逍遥游》，许多人只晓得是讲鲲鹏大志，哪块那么简单？！现在的一些教科书对《逍遥游》进行选文，只选上半部，把下半部丢掉，这太不像话了。

159、《庖丁解牛》，妙呀。“游刃有余”是对的，但中心是“神遇之”。

160、□□主义、□□主义，哪个更科学，这些东西，是不好比的。这个，心要再宽点。

161、（先生举林老书法作品为例云)粗沙痕、细沙痕之别，妙在渴笔，但根本还是在执笔。

162、学问方法，一个究竟、一个通达，一专一博。专也罢、博也罢，一定要有体系才行。

163、（在汉中博物馆观赏石门水库迁来的一组汉碑时，先生云)书、画，有色相法、无色相法之别，但不是说水墨画就是无色相法。我见过一张宋代无名氏的雪景，是大色彩，却是无色相法。《石门铭》是无色相法，写的时候不考虑布白，布白就好了。

164、汉碑，北京一块，河北一块，山东、陕西多，总共也就三十多块，应该都临掉。

 （缺第165条）

166、许多人说《熹平公》是隶书里头的好东西，我恰恰相反。过于强调规范的东西，就进了死路。

167、（先生在观赏广元石窟时云)我的人物画，是从古代雕塑里头出来的，跟素描、粉画出来的比，是另一种味道。

168、（剑门关关口公路旁的山石上刻有“直、方、大”三个字，字很大。先生观之云)怎么把这三个字刻在这块？还刻这么大？是说姜维？不对。是说司马懿？不妥。哈哈，说不定是哪个伙计向头儿表忠心呢。“表”得不错，怨气比字还大，哈哈。

169、书法，玄妙之艺。玄，本义是黑色；妙，本义是少女。

170、书法，贵在精微，一如孔老夫子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171、行、草，是最不能马虎的东西，“玩”的就是精妙。

172、画画，这个事不能急。想画就画，不想画就不画；想“玩”就“玩”，不过瘾就再“玩”。我画很少，经常一年、半年地不画。

173、画画，我是常用宣传色。宣传色会掉、会变，这个我就管不了啦，我只管我画的时候自己的舒服。

174、（在从日喀则往拉萨的雅鲁藏布江岸边的公路上，车内播放着韩红 的《青藏高原》。先生闻之云)韩红唱的虽好，可才旦卓玛 才有丹田真气。

175、（先生作书写到大飞白时云)飞白，正是人家要玩味的地方，不能不精微。

176、（先生书毕云)毛主席写《沁园春?雪》时，他最难过的日子过去了，王者气度出来了。蒋介石二十五万打他两万打不过，他什么都不怕了。

177、你到北京工作，送你一句话，“君子藏器于身” 。这个道理你懂，问题是做到了不容易。花花世界“勾”人呀，清贫点，算了，现在又饿不死人。

178、画，说到底还是视觉艺术，看着不舒服不行。什么是看着舒服呢？就是和谐。和谐了就是画。

179、以玩的心态，什么不能玩呢？！□□□的画，当然可以玩了，但解析派的不要玩，那些东西我不懂。

180、（就笔者的一张大草条屏，先生云)路子对了，功夫就要跟上去。

2010年7月1日 抄录《青花瓷》歌词有感，试写《兰亭序》

方文山和周杰伦两个人把中国人骨子里那点最纤细的东西掰扯得很感性，我想起了兰亭序，于是试着也写一首《兰亭序》的歌词，真希望周杰伦能唱出来，他要是愿意唱，我愿意改，改到他满意为止。不能给方文山看，估计他会毙掉。

兰亭序/作词：慕云五，作曲演唱：周杰伦

透过冯承素的窗棂

保留了你的剪影1

传说中的你静卧在塬上的昭陵2

紫陌走过金阕

玉阶升起丹墀3

年迈的皇帝，终于想不起

玄武门的刀兵

笔墨的风流方能疗治帝国的伤情

为了得到你

我可以散尽千金，远离正大光明4

谁说右将军世传的枪法止于大令5

我依稀记得玄武门的刀光剑影

我多想像你一样，醉在永和九年的那个午后

惠风和畅，天朗气清

醉梦中我常回到太原城里

最美的花园，最绿的草地

我和哥哥弟弟写字嬉戏

永和是历史，武德成了历史，我只有我的贞观

我临仿你，我感受你，我演绎你

写了，刻了，放下了

玄武门终会倒塌，铭刻不朽6

千年的晋祠，留下我梦中单纯的痕迹

透过冯承素的窗棂

保留了你的剪影

传说中的你静卧在塬上的昭陵

紫陌走过金阕

玉阶升起丹墀

年迈的皇帝，终于想不起

玄武门的刀兵

微博上一段讨论的记录：

【观点·许小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政府在市场中成为特殊的利益集团。权贵转化为经济利益，这样的市场经济发展下去很危险，这是印尼苏哈托的路子，菲律宾马科斯的路子，压制民众的权利和企业的权利，与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南风窗）

陈启明_上海 不是计划经济，而是权贵经济才是中国最大的威胁！(9月1日 23:41)

慕云五 回复@陈启明_上海:权贵经济当然要好于计划经济，正如贿选要好于不选。当然最理想的是自由市场经济，以及“选”。(9月1日 23:44)

陈启明_上海 回复@慕云五:计划经济怎么会类同于不选呢，计划经济难道不是一种资源配置形式？只是需要分析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已。计划经济在历史上也曾经历过巨大的成功，美国当年都有很多科学家投奔苏联去。。。(今天 00:14)

慕云五 回复@陈启明_上海:历史证明计划经济是全然失败的，我们甚至不用去看哈耶克、弗里德曼的书，只需要看事实。短暂的成功是假象，难以为继。当然您若不认可，还是建议看看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以及《致命的自负》。而在政治学的角度看，真的和不选、贿选、充分选举“类同”。(今天 00:29)

陈启明_上海 回复@慕云五:我们最好不要主观的预设任何价值判断，只看事实。如果连计划经济曾经成功过这个事实都不敢承认的话，那肯定不是科学客观的。如果硬要说这些成功全是假象，那么现时市场经济遭遇如此大的挫折，无疑也可以说是虚假的繁荣。哈耶克写的《通往奴役之路》确实经典、深刻！但我不认为他是万能的。(今天 00:55)

慕云五 回复@陈启明_上海:“成功过”的确是事实，也很客观。但请注意您用了“过”字。其实这是设计还是演化的问题。市场经济遭遇挫折，并且常常遭遇，自然会有他的修复机制（演化）。市场经济数百年来一直如此。但无论如何走不回计划经济，除非地域性的强权（设计）出现，但同样难以为继。(今天 01:07)

这两天搜关于国美的新闻，也发现我的名字。出现在王育琨先生的“陈晓十宗罪”的文字中。当时正在玩微博，看见育琨先生正在用微博一条条写十宗罪，正写到第四条，我就转发并评论了。未料育琨先生引用了我的那段评论，当作第五条罪发出来了，我要感谢他的看重，但是那条评论并非我的观点，只是总结了他前几条的内容而已。

关于国美陈黄之争，无论是媒体还是独立评论者都不可能知道所有的内情，所以其评论都只能是一家之言。

由于国美电器是在香港上市的公司，所以要遵循香港的法律和港交所的规范。而港交所监管之严和香港本地法制精神是素来被称道的。无论是大股东黄光裕一方召开股东大会，还是国美董事会的行为，只要是在法律和规则的范围内，其结果就应当被尊重，此事最大的意义就是看最终的结果，这个结果将会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现在媒体和评论讨论的焦点在于：陈晓是个小人。黄光裕身陷囹圄，评论没有落井下石，反而一边倒同情黄光裕。这反映了如今舆论的逆向思维已经成为常态，同时同情弱者倒是古今一致。国美电器的最新公开信表明，陈晓没有否认关于和贝恩协议的内容，只是解释为无奈之举，似乎有勇于担负起“小人”之名而为公司大义之实。颇为悲壮。

媒体目前关注的大都不是法律问题而是道德和感情问题，例如陈晓是不是小人啦，国美电器是不是要变美国电器啦。双方都在利用媒体，而也都被媒体的偏好牵着鼻子走。

一个小公司的经营过程无疑会充满了曲折，人、事、环境，错综复杂。何况这样一个大公司，当初陈晓执掌国美，无疑是得到了黄的授权和支持。而不足两年就出现如此巨大的不信任。要知道，不管黄陈谁胜，对于国美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伤害，包括它的员工、供应商和客户都会有损失。双方走到没有退路撕破脸的地步，只能由法律和规则说话了。

等到最终结果出来那天，我们会得到一个完整的现代上市公司治理的案例。个中细节值得学者和评论界好好研究。而我相信媒体不会对结果起到太多的作用，以往我们经常看到的“媒体判决”应该不会对港交所及其所在地法院造成影响。但愿如此。

    今天早上编辑部例会，有编辑说《计算机世界》封面文章叫“狗日的腾讯”。于是，我就在心里琢磨马化腾是不是属狗的，顺手百度一下，他生于猪年1971年的10月，可能是狗年怀上的，这“狗日的”还不能说完全胡扯。

编辑见我不说话，以为我不知道《计算机世界》，就开始介绍《计算机世界》是怎样的一家媒体。他们不知道，当年在大学里，我们郊游之前都是必须买《计算机世界》或者《中国计算机报》的，买哪个，看谁厚，定价都一样，一份报纸足够我们十来个人垫屁股以及包装垃圾。当年是纸张的厚度，而现在落魄到脸皮的厚度，真令人肃然起敬了！

媒体生存立足的根本是公信力，而非简单的影响力。对于《计算机世界》这样的行为，我们也只好理解为是他们经营的压力使然。《计算机世界》很可惜没有跟上互联网的节拍，要是历史重来，哪里还会有什么it168之类网站的天下呢？

媒体就不说了，说媒体报道的这件事。“狗日的”文章主旨是说腾讯不会创新只知道模仿。显然该文作者对“创新”的理解是不全面的，乃至不正确的。创新有很多含义，一类是产品技术的，一类是经营管理的。前者包括革命式的新产品创新、产品的改进等等，后者包括商业模式、渠道、组织、战略等等。关于创新的概念，可以看熊彼特、德鲁克、钱德勒、波特等等人的书，媒体写文章要么需要实地采访，要么要多读几本书，而不能光跟泼妇学习。

按“狗文”的设想，所有企业都得创新，那么创新也太不值钱了。若以创新与否划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三类活着的企业，一类是不断创新的，一类是不断模仿的，还有是两者都有的。而风险最大同时收益也最大的无疑是第一类的企业，不选择风险最大，跟随，并最大化地商品化，恰恰是成熟企业的标志。

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钱德勒教授曾经以制药业和化学工业企业作为案例，很深刻地分析了商品化作为企业学习基础的重要性。他认为构成企业竞争中进入壁垒的要素之一就是商品化的能力。腾讯有大量的粘度很高的客户，有极佳的商品化能力。那些抱怨腾讯跟进并超越的公司，不该现在骂娘骂人家，你要首先检讨自己的所谓创新为什么没有构筑起足够高的壁垒呢？专利、知识产权是可以通过法律保护的，但“占着茅坑不拉屎”是没有谁来保护的。

既然茅坑已经被人占去了，要么憋死，要么再去找属于自己的茅坑。随便当街大小便、乃至在媒体封面大小便，都是很可笑的。

新的一批大学生即将就业，他们中的一些人将注定要成长为管理者。法约尔《对未来工程师的建议》以及乔布斯的《斯坦福演讲》值得一读。我这篇文章原题目是《〈对未来工程师的建议〉导读》，发表在《前言论丛》杂志上，征得该刊编辑同意，转发于我的博客。

《对未来工程师的建议》导读

慕云五 《管理学家》杂志执行主编

上一次我推荐了钱德勒教授的文章《〈看得见的手〉序言》，据《前沿论丛》编辑说读者挺喜欢看的，受此鼓舞，今后我会沿着这个方向推荐一些经典的文章，所谓经典，第一，原作者是经典的大师，第二，文章是不朽的文献。这些文章曾经在《管理学家》杂志以“经典”的栏目形式陆续被介绍过（刘文瑞教授负责选文）。我作为编辑开设了那个栏目，作为读者也仔细阅读过这些文章，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选之选”、“评之评”。我坚信，经典的冷饭越炒越香。本期推荐阅读法约尔的名文《对未来工程师的建议》。

这是一篇94年前用法语写的文章，标题有“未来”二字。不知道法约尔是否预想了“未来”的时间范围，但是我认为此文于今仍有意义。表面上看，文章是写给即将高校毕业准备当工程师的人看的。实际上，这是一篇写给某个特定人群的职业生涯指南，这个人群以某种专业技术工作作为职业的起点，并最终承担管理工作，成为领导者。《前沿论丛》的技术、理性特点让我敢于推测她的读者群与上述人群有颇多交集。法约尔写文章的时候还没有像样的商学教育，尽管他是鼓吹商学教育的鼻祖之一，如今商学教育已经大行其道，但是，我们发现在实践中承担管理责任的人依然还是遵循了法约尔此文指示的路径。

德鲁克用使命、责任和实务来阐释管理，同样也用这些角度来阐释工作和职业（详见《管理》第21章 承担责任的员工），他和法约尔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而在本文中，法约尔给出了相当细致的建议，与德鲁克的观点来自洞察不同，法约尔来自实践，此文亦可以看作是他的成功经验总结，他本人就是从普通工程师成长为法国最大矿业企业总经理的。

我尝试为这篇短文拟一个大纲：（1）工作才是最重要的学习，在学校读书时候取得的成就与工作中的成就关联很少。（2）技术能力诚然重要，管理能力更重要。（3）融洽的社会关系和虚心的态度，尤其是对地位较低的同事虚心礼貌。（4）永远具备进取心和创业精神，终生学习。（5）关注社会，重视家庭，做一个全面的社会人。

再略讲讲法约尔。我所供职的杂志在2006年2月专题介绍过他，文章的标题是：欧洲最后的管理大师，略有标题党的嫌疑，但是纵观管理思想史，这一百年来，欧洲大陆能够超过法约尔成就的管理大师还真是找不到。他和美国的泰罗分别独立地开启了古典管理时代，他总结的组织模式仍然是现在大多数中小企业的最好模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看来“管理”是企业中的发现，但其价值是普适的，他在企业卸任之后，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管理的教育推广，以及在政府和公共部门的应用，他本人承担了多个国家的政府顾问。

读法约尔这篇文章，让我想到苹果公司乔布斯那篇有名的“斯坦福演讲”。乔布斯讲了三个自己的故事：因缘、得失和生死。同样是给后来者的建议，乔布斯的演讲十分感人，能够唤起每个听讲者的激情，而法约尔的建议更像家长的谆谆教诲，没有多少情感，却有很多实实在在的价值。

    对未来工程师的建议

     【法】H·法约尔

     人们对于年轻人培养问题的关心无论有多么大都不会嫌多，国家工业的未来前途主要靠他们。正是这种思想使我决定要对他们提一些建议，如果我能做主的话，我将高兴地在他们即将离开学校时向他们提出这些建议。

     对未来工程师的建议：

     想到你们最终将要成为有用的人，你们会觉得很幸福，而且想用服务来获得光荣的地位也是合理的。

     你们将来必须发挥的那些才能并不完全是使你们在学校里名列前茅的那些才能。例如，身体健康状况，用人的艺术、举止等，都不属于考试方面的内容，但对一个工程师的成功却有一定的影响。情况也是各种各样的。那些名列前茅、甚至获得第一的人，并不一定是能获得最大成功的人，对这一点丝毫不应感到奇怪。

     你们没有做好当一个企业领导，甚至当一个小企业领导的准备。因为学校既没有教给你们管理知识，也没教给你们商业知识，甚至也没有教给你们一个企业领导所必须的会计知识。即使学校传授了你们这些知识，但你们仍然缺乏人们称为实践经验的知识，而且这方面的知识只有通过接触人和事才能得到。

     你们也未受过立刻要领导一个大技术部门的训练。没有哪个工厂的领导会不慎重地立即就把打矿井、管理高炉或轧钢机的任务交给你们。你们应该首先学习你们所不熟悉的业务。

     像你的许多前辈一样，你将来初任工作时，要当一名助理工程师或承担一些极不重要的职务。

     人们并不指望你能做出成熟的判断，不指望你在技术方法上有实践知识，也不指望你对所有与你的职务多少有些关系的细节都有广泛的认识。人们只要求根据你的专业，在完成任务过程中肯动脑筋，有逻辑性，善于观察，并表现出忘我的工作精神。你所掌握的理论知识能使你对于不管是什么性质的工作都能很快掌握其细节。

     你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技术能力，然而更取决于你的管理能力。即使对于一个新上任的人来说，懂得指挥、计划、组织和控制也是对技术知识不可缺少的补充。人们不会根据你懂得什么对你进行评价，而是根据你工作的成果来评价。

     工程师不与别人合作只能完成很少量的工作，就是在他开始工作时也是如此。懂得怎样使用人员对工程师来讲是一个直接必备的条件。

     开始工作时，由一些工长当你的助手，其大部分是老工人。这些老工人是根据理解能力、品行、指挥能力而从他们同事中挑选出来的。他们有当工人的经验和车间工作的经验，这些正是你所缺乏的，而他们对这一点也很了解。他们也知道与他们自己相比你是非常有知识的人，而且他们对科学也非常尊重。这些就是你与他们之间应建立的心照不宣的合作的基础。

     你不要忘记，由于日常工作实践，工长具有多年工作经验，而且有很强的判断能力。你应该想到，与他接触，你能获得珍贵的、不可缺少的实际资料，这些是学校教育的必要补充。

     在工人面前，你要注意待人有礼貌，关心别人；注意研究他们的行为、个性、能力和工作情况，甚至还要研究他们的个人利益。你要记住，在社会各阶层里都有有才能的人。只要领导得当，工人不仅有好的纪律，而且还可以在困难或危险情况下发扬自我克制和牺牲精神。

     在工作中，你说话要小心谨慎，掌握好分寸，不应批评的一定不去批评。出现错误时，应公开承认你所批评的问题是由于你对事实或规章没搞清楚而造成的。

     在履行你的职责过程中，应以你对工作的热忱来争取领导对你的好感。在领导以和蔼的态度对待你时，切不可滥用这种关心。

     在评价你周围的人和事的过程中，你要谨慎，要有分寸。从有利于改进工作的思想出发提出批评是很好的。但任何其他性质的批评都是轻率的或是恶意的行动。

     要相信自己，但不要自高自大。不要藐视或不理其他人的见解，也不要忽视别人的经验。但应该懂得，当自己有道理并且有把握时，就应自信地、热情地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如果你自己说服不了自己，就更难以说服别人。

     你的专业工作不会占去你全部时间，你总是能找出必要的学习时间。

     要努力补充你的专业知识，但不要忽视你的一般知识。你会看到，使你最尊重、最钦佩的领导是一贯坚持努力学习的。

     应该相信在你周围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

     只要你全心全意地向周围学习，一切都会是有兴趣的。你要把学到的东西记下来，渐渐地这些东西你就记住了。如果你把学到的东西用分类法整理，那么你就会发现你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

     如果你热爱自己的职业，无疑你很快就会遇到使你感兴趣的问题，而且你还想深入研究这些问题。要把你的空闲时间用于研究这些问题，研究一下对于同样的问题别人是怎样处理的，看看是否他们留下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

     你的知识不能只靠完成每日工作任务来增进。你要看书、看杂志，通过个人努力加以深造，否则你得到的只是失望。

     你要报名参加你所在专业的主要技术协会，关心协会的聚会，参加协会召开的大会。这样你就会与你所在行业里的杰出人士取得联系。根据你研究的题目，可尽早发表一些看法，态度要谦虚。这样做将使你能够充分发挥才能，并且衡量它的高低。

     有一个好身体是你在社会中做出成就的基本条件。这就需要你特别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工作量不要超过自己的体力限度。要做到锻炼身体与脑力劳动相结合。

     在关键时刻你可能会遇到需要坚持日夜紧张的工作，直至用尽自己全部精力的情况。休息一会儿很容易使你的工作能力恢复正常。你要懂得，过量工作如同其他事情过量一样是危险的。当大脑疲劳不再听使唤时，就应该休息了。从来不度假是坏习惯。这种习惯会影响自己的工作效率、工作数量和工作质量。

     你要有年轻人应有的勇敢、热情。决不能自暴自弃。

     当人们在工作中尽了最大努力，不顾疲劳和烦恼而坚持工作直到完成时，看到自己在生活上的满足就能使自己的辛苦得到了报酬。

     要有创业精神，甚至还需要有果敢精神。害怕责任是软弱的表现。

     不要忘记为企业发展贡献的全部智慧、全部努力、全部才能可能遭到失败。机遇和环境有时对事业的成功起很大影响，因此也影响到它们的领导人的成功。

     但不应夸大运气的作用。第一次获得成功的人可能只是侥幸。但如果他反复取得成功，就非常有必要承认，在成绩里面他个人的作用是主要的。

     你们是知识界的精华，所以你们不应该对当前的事态漠不关心；你们应该了解影响现代社会各领域的总的思想趋势。

     你不只对自己负有义务，并且对你的同事、上级和所服务的企业都负有义务；你的举止、态度、言行，应该表现出你有真实的责任感。

     最后，你要关心婚姻问题，婚姻是平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在很大程度上，它关系到生活的幸福，甚至关系到前途的成功；你应该努力做到与你的女伴侣相配，而且应选择与你相配的女伴侣。

     （本篇摘自法约尔《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原文发表于1916年，本篇摘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汉语版，第99页—103页，周安华等译，孔令济校。标题为编者所加）

附录：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

2005年6月12日

我今天很荣幸能和你们一起参加毕业典礼，斯坦福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我从来没有从大学中毕业。说实话,今天也许是在我的生命中离大学毕业最近的一天了。今天我想向你们讲述我生活中的三个故事。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三个故事而已。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如何把生命中的点点滴滴串连起来。　　

我在Reed大学读了六个月之后就退学了,但是在十八个月以后——我真正的作出退学决定之前,我还经常去学校。我为什么要退学呢？

故事从我出生的时候讲起。我的亲生母亲是一个年轻的,没有结婚的大学毕业生。她决定让别人收养我, 她十分想让我被大学毕业生收养。所以在我出生的时候，她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工作，能使得我被一个律师和他的妻子所收养。但是她没有料到,当我出生之后,律师夫妇突然决定他们想要一个女孩。 所以我的生养父母（他们还在我亲生父母的观察名单上）突然在半夜接到了一个电话:“我们现在这儿有一个不小心生出来的男婴,你们想要他吗？”他们回答道:“当然！”但是我亲生母亲随后发现，我的养母从来没有上过大学,我的父亲甚至从没有读过高中。她拒绝签这个收养合同。只是在几个月以后,我的父母答应她一定要让我上大学,那个时候她才同意。

在十七岁那年,我真的上了大学。但是我很愚蠢的选择了一个几乎和你们斯坦福大学一样贵的学校, 我父母还处于蓝领阶层，他们几乎把所有积蓄都花在了我的学费上面。在六个月后, 我已经看不到其中的价值所在。我不知道我想要在生命中做什么,我也不知道大学能帮助我找到怎样的答案。 但是在这里，我几乎花光了我父母这一辈子的所有积蓄。所以我决定要退学,我觉得这是个正确的决定。不能否认,我当时确实非常的害怕, 但是现在回头看看,那的确是我这一生中最棒的一个决定。在我做出退学决定的那一刻, 我终于可以不必去读那些令我提不起丝毫兴趣的课程了。然后我还可以去修那些看起来有点意思的课程。

但是这并不是那么罗曼蒂克。我失去了我的宿舍,所以我只能在朋友房间的地板上面睡觉,我去捡5美分的可乐瓶子，仅仅为了填饱肚子, 在星期天的晚上,我需要走七英里的路程，穿过这个城市到Hare Krishna寺庙（注：位于纽约Brooklyn下城）,只是为了能吃上饭——这个星期唯一一顿好一点的饭。但是我喜欢这样。我跟着我的直觉和好奇心走, 遇到的很多东西,此后被证明是无价之宝。让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吧：

Reed大学在那时提供也许是全美最好的美术字课程。在这个大学里面的每个海报, 每个抽屉的标签上面全都是漂亮的美术字。因为我退学了, 没有受到正规的训练, 所以我决定去参加这个课程，去学学怎样写出漂亮的美术字。我学到了san serif 和serif字体, 我学会了怎么样在不同的字母组合之中改变空格的长度, 还有怎么样才能作出最棒的印刷式样。那是一种科学永远不能捕捉到的、美丽的、真实的艺术精妙, 我发现那实在是太美妙了。

当时看起来这些东西在我的生命中，好像都没有什么实际应用的可能。但是十年之后,当我们在设计第一台Macintosh电脑的时候,就不是那样了。我把当时我学的那些家伙全都设计进了Mac。那是第一台使用了漂亮的印刷字体的电脑。如果我当时没有退学, 就不会有机会去参加这个我感兴趣的美术字课程, Mac就不会有这么多丰富的字体，以及赏心悦目的字体间距。那么现在个人电脑就不会有现在这么美妙的字型了。当然我在大学的时候，还不可能把从前的点点滴滴串连起来,但是当我十年后回顾这一切的时候,真的豁然开朗了。

再次说明的是,你在向前展望的时候不可能将这些片断串连起来；你只能在回顾的时候将点点滴滴串连起来。所以你必须相信这些片断会在你未来的某一天串连起来。你必须要相信某些东西：你的勇气、目的、生命、因缘。这个过程从来没有令我失望（let me down）,只是让我的生命更加地与众不同而已。

我的第二个故事是关于爱和损失的。　　

我非常幸运, 因为我在很早的时候就找到了我钟爱的东西。Woz和我在二十岁的时候就在父母的车库里面开创了苹果公司。我们工作得很努力, 十年之后, 这个公司从那两个车库中的穷光蛋发展到了超过四千名的雇员、价值超过二十亿的大公司。在公司成立的第九年,我们刚刚发布了最好的产品,那就是Macintosh。我也快要到三十岁了。在那一年, 我被炒了鱿鱼。你怎么可能被你自己创立的公司炒了鱿鱼呢? 嗯,在苹果快速成长的时候，我们雇用了一个很有天分的家伙和我一起管理这个公司, 在最初的几年,公司运转的很好。但是后来我们对未来的看法发生了分歧, 最终我们吵了起来。当争吵不可开交的时候, 董事会站在了他的那一边。所以在三十岁的时候, 我被炒了。在这么多人的眼皮下我被炒了。在而立之年，我生命的全部支柱离自己远去, 这真是毁灭性的打击。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真是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把从前的创业激情给丢了, 我觉得自己让与我一同创业的人都很沮丧。我和David Pack和Bob Boyce见面，并试图向他们道歉。我把事情弄得糟糕透顶了。但是我渐渐发现了曙光, 我仍然喜爱我从事的这些东西。苹果公司发生的这些事情丝毫的没有改变这些, 一点也没有。我被驱逐了,但是我仍然钟爱它。所以我决定从头再来。

我当时没有觉察, 但是事后证明, 从苹果公司被炒是我这辈子发生的最棒的事情。因为，作为一个成功者的极乐感觉被作为一个创业者的轻松感觉所重新代替: 对任何事情都不那么特别看重。这让我觉得如此自由, 进入了我生命中最有创造力的一个阶段。

在接下来的五年里, 我创立了一个名叫NeXT的公司, 还有一个叫Pixar的公司, 然后和一个后来成为我妻子的优雅女人相识。Pixar 制作了世界上第一个用电脑制作的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Pixar现在也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电脑制作工作室。在后来的一系列运转中,Apple收购了NeXT, 然后我又回到了Apple公司。我们在NeXT发展的技术在Apple的复兴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我还和Laurence 一起建立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我可以非常肯定,如果我不被Apple开除的话, 这其中一件事情也不会发生的。这个良药的味道实在是太苦了,但是我想病人需要这个药。有些时候, 生活会拿起一块砖头向你的脑袋上猛拍一下。不要失去信心。我很清楚唯一使我一直走下去的，就是我做的事情令我无比钟爱。你需要去找到你所爱的东西。对于工作是如此, 对于你的爱人也是如此。你的工作将会占据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你只有相信自己所做的是伟大的工作, 你才能怡然自得。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找到, 那么继续找、不要停下来、全心全意的去找, 当你找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的。就像任何真诚的关系, 随着岁月的流逝只会越来越紧密。所以继续找，直到你找到它，不要停下来！

我的第三个故事是关于死亡的。

当我十七岁的时候, 我读到了一句话:“如果你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中最后一天去生活的话,那么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是正确的。”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开始,过了33年,我在每天早晨都会对着镜子问自己:“如果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你会不会完成你今天想做的事情呢？”当答案连续很多次被给予“不是”的时候, 我知道自己需要改变某些事情了。　　

“记住你即将死去”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重要箴言。它帮我指明了生命中重要的选择。因为几乎所有的事情, 包括所有的荣誉、所有的骄傲、所有对难堪和失败的恐惧,这些在死亡面前都会消失。我看到的是留下的真正重要的东西。你有时候会思考你将会失去某些东西,“记住你即将死去”是我知道的避免这些想法的最好办法。你已经赤身裸体了, 你没有理由不去跟随自己的心一起跳动。　　

大概一年以前, 我被诊断出癌症。我在早晨七点半做了一个检查, 检查清楚的显示在我的胰腺有一个肿瘤。我当时都不知道胰腺是什么东西。医生告诉我那很可能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癌症, 我还有三到六个月的时间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医生叫我回家, 然后整理好我的一切, 那就是医生准备死亡的程序。那意味着你将要把未来十年对你小孩说的话在几个月里面说完.；那意味着把每件事情都搞定, 让你的家人会尽可能轻松的生活；那意味着你要说“再见了”。

我整天和那个诊断书一起生活。后来有一天早上我作了一个活切片检查，医生将一个内窥镜从我的喉咙伸进去,通过我的胃, 然后进入我的肠子, 用一根针在我的胰腺上的肿瘤上取了几个细胞。我当时很镇静,因为我被注射了镇定剂。但是我的妻子在那里, 后来告诉我，当医生在显微镜地下观察这些细胞的时候他们开始尖叫, 因为这些细胞最后竟然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可以用手术治愈的胰腺癌症。我做了这个手术, 现在我痊愈了。　

那是我最接近死亡的时候, 我还希望这也是以后的几十年最接近的一次。从死亡线上又活了过来, 死亡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有用但是纯粹是知识上的概念的时候，我可以更肯定一点地对你们说：

没有人愿意死, 即使人们想上天堂, 人们也不会为了去那里而死。但是死亡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终点。从来没有人能够逃脱它。也应该如此。 因为死亡就是生命中最好的一个发明。它将旧的清除以便给新的让路。你们现在是新的, 但是从现在开始不久以后, 你们将会逐渐的变成旧的然后被清除。我很抱歉这很戏剧性, 但是这十分的真实。

你们的时间很有限, 所以不要将他们浪费在重复其他人的生活上。不要被教条束缚,那意味着你和其他人思考的结果一起生活。不要被其他人喧嚣的观点掩盖你真正的内心的声音。还有最重要的是, 你要有勇气去听从你直觉和心灵的指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知道你想要成为什么样子，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是次要的。

当我年轻的时候, 有一本叫做“整个地球的目录”振聋发聩的杂志，它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圣经之一。它是一个叫Stewart Brand的家伙在离这里不远的Menlo Park书写的, 他象诗一般神奇地将这本书带到了这个世界。那是六十年代后期, 在个人电脑出现之前, 所以这本书全部是用打字机,、剪刀还有偏光镜制造的。有点像用软皮包装的google, 在google出现三十五年之前：这是理想主义的， 其中有许多灵巧的工具和伟大的想法。

Stewart和他的伙伴出版了几期的“整个地球的目录”,当它完成了自己使命的时候, 他们做出了最后一期的目录。那是在七十年代的中期, 你们的时代。在最后一期的封底上是清晨乡村公路的照片（如果你有冒险精神的话，你可以自己找到这条路的），在照片之下有这样一段话：“保持饥饿,保持愚蠢。”这是他们停止了发刊的告别语。“保持饥饿,保持愚蠢。”我总是希望自己能够那样,现在, 在你们即将毕业，开始新的旅程的时候, 我也希望你们能这样：

保持饥饿，保持愚蠢。　

非常感谢你们。

（英文全文参见斯坦福大学官方网站：

news.stanford.edu/news/2005/june15/jobs-061505.html

中文译文来自网络，未经核对）

 慕云五

虽说唐太宗的书法水平在历代君主中不是最好的，但其学习精神应该是最严肃的了。而且由于他的偏爱和推动，王羲之书圣的地位从那时候确立了。

本文尝试从一则相当著名的书法学习故事来探究书法的学习，以及唐太宗的书法水平。

故事记载于《宣和书谱》：

太宗乃以书师世南。然尝患“戈”脚不工，偶作“戬”字，随空落其“戈”，令世南足之，以示魏徵。徵曰：“今窥圣作，惟戬字戈法逼真”

翻译成白话文：唐太宗跟虞世南学习书法。但是他一直写不好偏旁“戈”，有一次练习写字，其中有一个带有“戈”旁的“戬”字，他写好左边的“晋”旁，空出右边，没写“戈”。他请师傅虞世南补写了“戈”，然后拿这幅习字给魏徵看。魏徵说：今天欣赏皇上您的大作，我觉得整幅字里只有这个“戬”的右偏旁“戈”写得真是太好了！

故事很生动。说明（1）唐太宗好学，但水平确实还无法跟上师傅。（2）虞世南的水平太高。（3）魏徵的眼力很毒，居然看出惟一不是皇帝自己写的地方。

为了从视觉上再现这个故事，我尝试寻找笔迹的证据。唐太宗留在世间的书法痕迹有两件，一个是《晋祠铭》，刻石现在还保存在晋祠里，另外一件是《温泉铭》，原刻石早都不存在了，有拓片存世。我从《晋祠铭》里找了一些精彩的字，见图1：

图1  唐太宗《晋祠铭》选字（一） 释文：飞、禽、而、为、潜、德、雾、靈 

单看这些字，我们会认为这是王羲之写的，或者是学王高手所为。这说明太宗学习王羲之还是很有成绩的。如果太宗写任何字都能这样发挥，说他是古今皇帝书法第一人就没有问题了。但是，这只是整个《晋祠铭》里面不多的精彩部分，他还有很多字写得相当平庸，乃至难看。结合上面的故事，我挑出《晋祠铭》中几个带“戈”旁的字，见图2：

 图2  唐太宗《晋祠铭》选字（二） 释文：诫、成、式、茂、曳、嵗

跟图1相比，神采全无，技法平庸（客观讲，成和茂字还是不错的，只是戈法仍然有欠缺）。简直是两个人写的。我们再看看太宗师傅虞世南是怎样写“戈”的（选自《孔子庙堂碑》）。

 图3 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唐拓本选字，拓本今藏日本东京三井文库

 

 

就怕货比货。差距太大，假如太宗不让魏徵看，让我看，我也能挑出这个偏旁来。

 （明天继续吧）

慕云五

当唐骏“学历门”事件从加州理工学院转到西太平洋大学，有些人马上就想到了“克莱登”。“克莱登”的典故，目前的年轻网民似乎不太熟悉，这是钱钟书名著《围城》中首次出现的，特指买卖学历，对应的当事人是书中主角方鸿渐。拿“克莱登大学”比喻“西太平洋大学”是相当贴切的，而拿唐骏来对应方鸿渐可就不那么合适了。

（1）价格

据方舟子调查，西太平洋大学文凭买卖的价格是：学士2295美元，硕士2395美元，博士2595美元。就按照不能讲价算。唐骏支出2595美元。而方鸿渐支出一共只有40美元，那个爱尔兰人本来报价500美元，方鸿渐跟他讨价还价到100美元，表示先付30%，收到后再付余款，收到后回信爱尔兰人：经详细调查，美国并无这个学校，文凭等于废纸，姑念初犯，不予追究，望悔过自新，汇上10美金聊充改行的本钱。

（2）如何看待这个文凭，如何使用这个文凭

看过《围城》的都知道方鸿渐是个老实人，在欧洲游学几年只由着兴趣去听课，不愿意钞敦煌卷子、不访《永乐大典》，不搞太平天国文献，也不学蒙古文、梵文（钱钟书的意思是当时中国人在欧洲拿学位大都是干这些事）。因此，他相当看不上那个所谓博士学位。但是父亲和岳父却催得紧，为了应付家里人，他才和那个爱尔兰人交易。而且从未以此示人。并且这件事成了他永远的痛处。现在想想，他若是愿意再花6个月时间，从汉堡大学混一个博士学位，那就好得多了。在三闾大学教书的时候由于没有拿出这个假文凭，他混得很不济。

而唐骏就不同，他的假文凭并没有怀揣起来，而是高调示人，列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公开披露信息上。为他赢得了很多荣誉和金钱。唐骏在此更加有创意，一方面自己或者借由他人弄一个加州理工博士的假象，自己明知道不确实但绝不言声。事败，还有买来的博士学位抵挡。唐骏明知道是买来的学位，以前是不敢声张的（“加州理工博士”是可以任由别人声张的），但今天不得不珍视这个买来的学位，声言今后要在名片上印出来“唐骏 博士”。比方鸿渐来的彻底和坦荡！成功是需要勇气的，方鸿渐在三闾大学的失败，除了做人不够圆滑，就是因为缺乏勇气和不要脸的决心，而唐骏真是非凡人。

（3）校友

方鸿渐怀揣一个假文凭，除了跟心爱的人唐晓芙曾有过不快的文凭记忆，根本想不到会遇到校友。可是情况改变了，不妨照录《围城》中这段精彩的对白：

“为什么你们的系主任薪水特别高呢？”

“因为他是博士，Ph．D．。我没到过美国，所以没听见过他毕业的那个大学，据说很有名。在纽约，叫什么克莱登大学。”

 鸿渐吓得直跳起来，宛如自己的阴私给人揭破，几乎失声叫道：“什么大学？”

“克来登大学。你知道克莱登大学？”

“我知道。哼，我也是——”鸿渐恨不得把自己舌头咬住，已经漏泄三个字。

后来，鸿渐确认这个系主任韩学愈的文凭跟自己的是一样的。他就是凭着这个博士学位获得了系主任的头衔和比一般教授还高的薪水。鸿渐觉得自己“老实人吃的亏，骗子被揭破的耻辱，这两种相反的痛苦，自己居然一箭双雕地兼备了。……近来连撒谎都不会了。因此恍然大悟，撒谎往往是高兴快乐的流露，也算是一种创造，好比小孩子游戏里的自骗自。一个人身心畅适，精力充溢，会不把顽强的事实放在眼里，觉得有本领跟现实开顽笑。真到忧患穷困的时候，谎话都讲不好的。”

方鸿渐和他的克莱登校友韩学愈两个人的差别是方没有使用假文凭，而韩使用了。但都不愿被别人知道真相。而眼下的事情就很有趣，居然唐骏有一位校友会力挺他的西太平洋文凭。从而揭出一长串校友名单来。在事实面前，这些校友都遇到了尴尬。这些人虽然要接受被揭破的耻辱，但毕竟没有吃过那个老实人的亏。

唐骏以为他的交易很低调而且唯一，以前只有他一个人呼风唤雨。没想到恰恰是国内的旺盛需求导致唐骏文凭提供商西太平洋越洋的生意。与他的校友不同，唐骏是直接跟西太平洋大学交易的，他知道西太平洋是什么货色的，而这些校友们却有点冤，他们是通过代理中介交易的，课堂还设在北大。

小说后来还提到，当方鸿渐无奈离开三闾大学的时候，最高兴的就是韩学愈了。他终于可以放心了。但现实是，恰恰是唐骏学历门事发，让这些校友们集体蒙羞。这些校友们刚刚获悉自己其实与打工皇帝同门，还没来得及高兴，就掉入了深渊。

这些活生生的情节比钱钟书先生的小说还要精彩曲折！

《围城》出版超过60年了，最近更是成了世界杯的章鱼。

今年是钱钟书先生诞辰100周年，借“克莱登”的复活，纪念钱钟书先生。

关于唐骏的“学历门”事件媒体报道已经相当详细。我有以下评论：

其实一两年前在方舟子主办的新语丝上就有关于唐骏学历造假的文章，从唐骏自传重印有修改这点看，唐骏早已经在为其学历丑闻做掩饰的工作了。但是工作做的显然还很不够。他显然没有预料到在世界杯的热浪下，媒体会有如此热情为方舟子的打假推波助澜。唐骏也许想过下列对策：

1）消灭一切不利证据。从首次被揭露到现在，他应该有一年多的时间去准备，打工皇帝可以动用其庞大现金或者卖掉部分股票套现，雇佣专业的调查公司和公关公司（或者干脆自己成立公司），把自传《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第一次印刷的版本尽可能收回，若不放心，连盗版本也收回。网上工作也要做，但不必太在意，因为白纸黑字的证据更重要。由于他各处演讲太多，而现在摄录设备太普及，这些视频资料回收起来比较困难，只好缩小范围，只回收正式出版物。如果这个工作做好了，现在打工皇帝说假话就有十足的底气，而不会在接受广播电台采访的时候闪烁其词。

2）出现问题，积极应对。当然要坚决否认，将谎言坚持到底。就是现在这样，但一定要有策略，承认不关键的，否认关键的，进退皆有余，并且准备替代策略。除此之外还要搅混水，混淆逻辑。因为大众是很容易被忽悠的。要提“学历低而事业成功的现象”，例如乔布斯、盖茨等，那么就会有大量网友认为唐骏的能力和学历没有关系，这些网友还会因为自己会有如此独立见解而很得意并坚持此独立见解。学历假不假的问题就被学历重要不重要的问题替换掉了。还有就是继续发挥成功偶像的长处，揭露出穷酸的方舟子的妒忌本质，虽然仇富心理很广泛，但是，唐骏的富不同，“我的成功可以复制”，这样，就能把那些愿意和“可以复制”对号入座的网友拉向自己的阵营，成功地赋予打假者动机不纯的属性，打假者的打假行为就被打假者的动机问题替换掉了。前几个月汪晖的伙伴们就是这样搞揭发人的，还是很见效的。但这次好像不是很奏效，媒体的报道几乎完全向方舟子一边倒，尤其是方舟子回应说“我不认为我不如他成功”，此话一落，打工皇帝似乎只剩下谎言和钱了。

3）说实话，忏悔，谋求公众的谅解。这在咱们中国是绝对行不通的!当年克林顿和实习生的性丑闻就是以总统的老实承认收场的，公众和媒体一下子就原谅了他，因为他们可以谅解总统作为正常人生活上犯错，但决不能谅解总统说谎。可是，中国前些年唯一站出来老实认错的那个裁判结局如何呢？被重判！死于监狱。看看现在已经呈现出来的中国足球界的乱象，真是无话可说，唯一的话：承认错误，你就完了。

4）绝不回应！保持沉默。打死也不说！现在看来，这是最佳的对策。以前有人在新语丝上质疑过吴征的学历造假，和唐骏很类似，但吴征不出声。所以没事。也有人提到厉以宁泄露信息给儿子炒股以及文章抄袭，都没有回应，所以没事。还有太多的例子，大都顺利过关了。但是管不住自己嘴巴的唐骏已经和最佳对策失之交臂。

唐骏面对这次危机，没有傻到立即承认，但也没有不理会，而是继续坚持，算是三种对策中的中策。还是事先准备不充分。他的教训给人的启示是：想做公众人物，就一定要小心自己的污点，在没有成名的时候，假学历是没有人会关注到的。

唐骏的嘴就是韩信的萧何。

对话人：

郭梓林：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科瑞集团副董事长、学者型企业家
慕云五：管理学家杂志 执行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企业研究院研究员

主持人：薛灿宏 著名培训讲师

地点：北京北四环外中国高培中心演播室

　　商人的起源和历史地位

　　薛灿宏：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两位嘉宾。刚才在第一个阶段的主题是企业家的生存之道，在讲到企业家的生存之道时，我们能感受到中国最早的商人他们的生存环境往往非常困难，甚至非常恶劣。中国商人的起源是因为商朝被周朝推翻以后，商朝那些遗老遗少的财产、土地全部被剥夺了，这些人没办法生存下去，只能进行一些物资的交易，从中间赚一点差价，以此生存下来。人们习惯上把这些倒腾物资的人称为商人，“商人”这个称呼一直沿用到现在。

　　郭梓林：这很有意思，外国人没有经历商、周时代，我们也把他们称为商人。我们中国人从前认为人想问题是“心想”，心想事成，后来才知道是用脑来想。但是现在还是把“心想”当做一个惯用的通用的词。其实我们说心想的时候，就是脑想，这是沿用过来的，就像商人这个称呼从那时沿用到现在一样。

　　薛灿宏：过去的商人社会地位比较低，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最后一个等级。中国改革开放进行了将近30年，商人、企业家的地位已经得到大幅度的上升。现在几乎是全民经商，很多人都想发财，都想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尽管这么多人都下海了，但是成功的毕竟是少数。成功的商人为什么总能抓住机会呢？机会其实都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有人的能抓住，有的人却抓不住？慕云五先生是不是有一点见解？

　　谁能够成为企业家

　　慕云五：可能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感觉，现在新创业的人会觉得生不逢时，如果是十年前自己肯定发了，因为那时到处都是机会。我相信再过十年以后，仍然有一批这样的人还会说这样的话，又说自己生不逢时。其实机会是无处不在的，一个商人最核心的基本特质应该是赚钱的欲望，我不敢说这个欲望是天生具有的，但是一个成功商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天生做生意的料，因为有的人尽管也很出色，但是由于没有这个欲望，就不想去挣那么多的钱，所以不想费那么大的事，因此也找不到机会。成功的商人当然是发现了机会，把握了机会，但能不能做成，还有很多的因素，今天梓林先生讲了很多东西，尤其是他最后总结的那四条，我觉得这些都讲到了一个商人即便发现了机会，也不见得能成功，这四条都考虑到了，肯定是很成功的。

　　薛灿宏：同样的机会，为什么有的人视若无睹，而成功的商人却能无中生有，能够创造机会？例如刘永好，现在是成功的企业家，但在他那个年代，大家都在种田，有的人也在养畜牧、养家禽，但是刘永好养鹌鹑，卖鹌鹑蛋，最后成为希望集团的老板，成为赫赫有名的企业家。再如李嘉诚，在他那个年代，大家也在经商，但为什么他做塑胶花就做出了一个亚洲首富？为什么同样的环境、同样的机会，有的商人能成功，有的没有做成？除了一个赚钱的欲望，还有没有其他东西在里面发挥作用，才导致这样的结果？

　　郭梓林：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全民经商？邓小平提出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改变了中国的走向。在这之前，整个国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口号的提出，使得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给人们指出了一条出路，即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共同富裕。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设计师的工作做完了，剩下的是工程师的具体工作，即让什么人先富起来，怎么富裕。就像上一部公共汽车，如果领导说让少部分人先上去，就会有人打架，但是如果领导说让妇女、儿童、老人先上，就会变得有次序。如果是全民经商，应该是工程师出了问题，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经商的。一个社会，企业家资源是很稀缺的，只有很少的人可以当企业家。人类进化的三百万年证明了一个道理：在社会群体中，只有少部分人喜欢创新，多数人会墨守常规，希望明天的太阳和今天的一样，只有少部分人喜欢冒险，也正是这一部分人看到了机会，而有的人熟视无睹，是因为他看不到他后面会带来的商业利润。另外，即使有的人看到了商机，但是这个钱不是该他挣的，他没有资金，没有人员，没有社会关系，这些条件制约着他，即使他看到了也没用。

　　薛灿宏：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企业家是天生注定的。没有这个命，就不要梦想当企业家，是不是这样？

　　郭梓林：但是有没有这个命，人们并不知道，总得先去实践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命。假如有人一开始说你没这个命，你肯定不服气，肯定要去尝试，通过尝试，最后承认自己确实没有那命。人年轻的时候是“道可”，就是什么事都能做，又能当学者，还能当总理，当政治家。上帝给每个人都提供了这样一个大的发展空间，让人们去闯，去做自己喜欢的事。生物心理学家研究表明，人生下来的时候，神经元是非常丰富的，到了成年的时候，留下来的神经元只有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由于长期不用就消失了。留下的到底是哪三分之一，上帝也不知道，因为家庭条件、就业、遇到的人都不一样。这三分之一，有适合做管理学家杂志的执行总编的，有适合做企业家的。到了一定程度就是“道非”，这时候就掌握了“常道”，自己这辈子的“常道”就掌握了，自己最好做什么又便宜，又挣钱，收益还最大，成本还最小，人大概在四十岁时就应该定位了。

　　慕云五：刚才梓林先生补充的这个很重要，否则真会让大家失去信心，不努力了。因为有的人可能会想，我天生不是当企业家的料。实际上按照郭总的解释，尽管有的事情是天定的，可是谜底可能要到人临终时才能知道。

　　薛灿宏：但是有一点，我们已经总结出规律了，成功的商人往往小时候受的苦很多，往往非常勤奋。这一点可以总结出来，因为江浙的商人，尤其是温州的商人，是中国大陆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发家史、成长史，可以用几个词来概括：第一是可怜，生存环境非常恶劣。在温州台州地区，七山二水一分地，晋商居住的土地也很贫瘠，很难养活自己。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有政策了，温州人就一个个离乡背井出来做生意，弹棉花、卖水果糖、做小裁缝、修小皮鞋，就做这样的生意，很多大老板就是做这些出身的；第二个是可恨，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假冒伪劣产品多产于江浙一带，他们能用马粪纸做成和真皮一模一样的皮带。有的人为了假冒伪劣不择手段，不过那是原始资本积累的时代，从流氓成长为大亨，成长为绅士，需要有个过程；第三个是可怕，浙江人、温州人、台州人有钱，他们炒房，把楼价抬得很高，让老百姓很害怕。当然，现在浙江有的企业家，已经非常受人尊敬了，不再像过去那么可怜、可恨、可怕了，现在也爱学习了，很多老板都到国外去进修，读MBA、EMBA。

　　郭梓林：也有好多到时代光华来学的。

　　薛灿宏：也有，蔚然成风，这叫可敬。从可怜、到可恨、到可怕、到可敬，实际上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如果不想吃苦，不想勤奋，不想去追求，即使命中注定你能够成为企业家，有商人的DNA，但是你不去尝试，不勤奋，不刻苦，永远也不会成功？慕云五先生，是不是这样？

　　慕云五：肯定的，因为我曾想过各种各样的创业计划，类似新浪网、搜狐这种计划都想过，但是后来都是看别人做。

　　薛灿宏：尝试以后发现自己好像不太行。

　　郭梓林：可能还是小时候不太穷。你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或者穷人后来成为企业家的比较多？我也看了很多这样的例子。用经济学解释，就是人在成长的过程中，缺什么就补什么，缺钙就补钙，从小缺钱，就对钱特别有感觉，就会想尽办法赚钱。小时候受了很多苦，受了人家的歧视，想一块饼干想了三年才买到，五年都没有吃过冰棍等，这些东西，很深地印在人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办法：去挣钱。这种人因为可怜过，所以有一种强烈的欲望，这也是经济学可以解释的。如果是有钱的人，可能他会玩别的。听说韩国有一些大老板的孩子，他们不愿意经商了，他们玩艺术、玩哲学，那是要拿钱去堆的，穷人家的孩子一般不去学艺术，钢琴也买不起，他要去挣钱，挣到钱以后，老了学钢琴来不及了，就让孩子学钢琴，了却他的一个愿望。所以，有钱人家的孩子对钱的欲望可能会较大，当然也不是绝对的。

　　慕云五：谁能够成为企业家，因素确实很多。还有些人认为地理环境也很重要，地理越好的地方，物产越丰饶的地方，越不容易出企业家。

　　薛灿宏：有这个结论吗？

　　郭梓林：今天下午我们就要讲财富的积累跟资源的关系，有时候是成反比的。

　　慕云五：因为他很容易就可以获得。

　　郭梓林：穷则思变，像以色列，全部是荒山、石头，他的农业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3%，但是农业的总产值却占全国的5%。它没有多少地，都在山上、石头边上，拿泡沫塑料做一个筐，然后去很远的地方运来火山灰的土，配好土，种上小西红柿，小西红柿的藤能长出一丈多长，再倒回来，再长一米高，他们很充分利用土地，高效农业。以色列的土产品卖得很贵，一个西红柿能换日本一台电视机。以色列缺水，地里头不是采用灌溉，而是滴灌，一颗苗下面铺一个管子，用电脑算苗长到一定时候要吃几滴水，然后几分钟滴一滴，因为在沙漠地区，它用水很节约，非常了不起。

　　薛灿宏：我们还回到商人的主题。我们不能说只有穷人才能做商人。

　　郭梓林：只是说成功率比较高。

　　薛灿宏：成功率相对比较高一点。像李嘉诚小时候很苦，松下、王永庆也是，郭总小时候一定也很苦吧？

　　郭梓林：很苦。

　　薛灿宏：要不然企业也不会像今天那样蒸蒸日上了。那么，除了从小受过苦，勤奋、执着，对钱有种天生的欲望之外，还有什么东西会使企业家成功？

　　慕云五：我觉得太多了，刚才郭总说的以色列的创新，其实还可以延伸出很多话题，比如为什么温带地区要比热带地区发达，除了物产丰富之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热带地区的人活得比较短，而温带地区的人活得比较长。

　　郭梓林：那西伯利亚的人就更会做生意了。

　　慕云五：那就太冷了，太冷了也不行，太冷了脑子可能会冻僵。为什么说温带地区的人活得比较长呢，其实也涉及到刚才梓林先生讲的有关诚信的问题，因为如果人活得长了，肯定他考虑的短期行为会尽量少一点。

　　薛灿宏：要讲诚信。

　　慕云五：活得短，无所谓。反正也活不长，干脆就这样了，而且也不愿意努力；因为活得长，他的努力、他的成果，他自己可能还能看得到。比如人均预期寿命如果是70岁，要努力拼到50岁，能享受20年，这是一个普通的想法，如果平均寿命只有50岁，三四十岁能获得成功就很不容易了，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缘由。当然并不是说温带地区的人都具备这样的特质，只是说诚信在人一生中的比重。

　　郭梓林：这提出了一个诚信和地理之间的关系，是个好论文。但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牵强，如果是年龄短的问题，那商朝的时候，人的寿命只有三四十岁。

　　慕云五：商朝的人的平均寿命不是三四十岁。

　　郭梓林：总之平均寿命很短，现在的寿命很长。

　　慕云五：这个理解有点偏差，因为单体的寿命没有显著的提升多少，只是我们计算平均寿命的时候，是把大量的因战乱和其他原因死去的人算在里面。在解放前统计的平均寿命也只有三十多岁，但是怎么可能呢？

　　郭梓林：那过去也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啊？七十就是单体。

　　薛灿宏：关于生命科学的问题，我们下一个章节再讨论。其实刚才慕云五先生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诚信。能够把诚信做到位的商人，往往能够做大、做久，而如果没有诚信，一锤子买卖，骗一把算一把，这样的商人可能比较精明，但是他做不大、做不长。

　　慕云五：其实刚才梓林先生讲得非常清楚，而且很精彩。他认为商人做人的底线是损人利己。这个观点比较新颖。其实就跟刚才说的诚信有直接的联系。梓林先生认为，一个人想做到损人利己也不容易，非常难，做着做着就不利己了，这从诚信的角度来看也是这样的，人可能在一个月之内做到损人利己，到第二个月，可能就不行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亮点。

　　薛灿宏：在此之前我们也听过很多的专家、学者做这样的对话。曾经有一位老师说：你叫你的员工不要去骗人，要诚实，但是你老在算计客户，你的员工可能有一天就会来算计你。

　　郭梓林：为什么把损人利己定为底线，第一个原因是它是一个尖顶，人踩不住，会掉下来。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损人利己的行为策略是收敛的，这种策略走不长，因为如果你损人，别人会报复你，不跟你玩，结果事业就越做越缩，越做越没有朋友。第三是因为所有损人利己的人不敢四处张扬说自己损人利己。

　　薛灿宏：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商人，首先要勤奋，吃过苦；第二个关键词是诚信。仅仅是勤奋、诚信，仅仅这样是不是就能把企业做好、做大呢？

　　郭梓林：那不是，它只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一个充分条件，更不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对企业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会忽悠，他脑中一定有一个商业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少量的钱进去，大量的钱出来。企业家的想象力一定非常丰富，这是最重要的。我认为企业家有三觉：第一觉叫幻觉，就是对企业的未来要有幻觉。我问过很多企业家，有的说：我最不缺的就是幻觉，晚上一倒在床上，想的是公司未来、五年、十年、五百强，赚多少钱，数都数不过来。有一种幻觉在吸引着他，吸引他向前。第二觉是对市场的直觉、对利润的直觉。他认为做这个生意肯定有利润，然后签合同，一做，果然有利润。企业家算自己的企业有没有利润，不是天天带一个会计科长去算，而是凭自己的直觉。像房地产商，这一块地肯定有利润，这时候他连材料、钢材、建筑多少，他都不知道，他就觉得肯定有利润。第三就是对市场的先觉，他知道将来这个东西有市场，就像时代光华，早早就做教育培训，成为国内做这方面的顶级的品牌，如果今天做就来不及了，已经被别人抢先了。

　　一个优秀的商人如何保护自己

　　薛灿宏：应该说这三觉实际上是企业家的一种特质。也就是说你会经营，实际上是经营素养。刚才在上午的两个小时的演讲过程中，郭总讲得更多的是企业家的生存之道。咱们中国大陆在风风雨雨几十年中，很多风光一时的企业家曾经红遍大江南北，但是在常常在突然间化为乌有，企业轰然倒下。那么，作为一名优秀的企业家，如何保护自己，让自己不迷失，在中国这样的市场环境里，能够把自己的企业很安全地越做越大？在中国大陆做企业不容易，必不可少地要和政治有所瓜葛，郭总的态度就是要关心政治，但是不要卷入政治，好像大陆有些企业家倒下去跟政治上是有原因的？

　　郭梓林：对，万通的冯仑就说过：那是一个火山，它今天能帮你，明天也能害你。

　　薛灿宏：所以我们就很能理解为什么华为的任正非对媒体那么低调，为什么不参与政治。

　　郭梓林：对，王石也是这样，马云也是。史玉柱的巨人集团，政治局常委都去过，但是最后还避免不了倒塌的命运。

　　薛灿宏：对，当年很多常委都去了，巨人集团从十八层楼变成七十二层楼。

　　郭梓林：对，然后从十八层变成了地狱。

　　薛灿宏：但是企业家免不了要跟政府打交道，比如要办公司，总得跟工商打交道，总得去交税，去银行贷款，虽然银行现在已经作为经济主体存在，但是它的政府背景还非常浓厚。如果想进出口，还得同海关打交道。 郭梓林：对。

　　薛灿宏：工商、税务、银行、海关，这些方面都得打交道，得罪一人都可能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在这方面也有很多案例。

　　郭梓林：我这十六年在科瑞集团，跟政府部门都打过交道。我是公司处理黑社会的专家，我跟他们交涉完了以后，我会送他一本书，叫《企业游戏》。我对他说：当老大不容易，我送你一本书。他说：郭总，我们这一行的人，从来不给人家手机电话，我给你一个手机电话。我说：好，谢谢你。他一走我把它放那，黑是不能沾的。中国企业能活下来的是少数，是偶然的，死掉是必然的。它不是十个人跟十个人踢足球，是一百个人跟一百个人踢，有好几个裁判，都可以吹哨子，很多人中途下马。最后剩下十个人，能存活下来的不是因为他们本领高，而是运气。

　　薛灿宏：成功的企业家，有一些还是值得学习的。其实，台上存活下来的那十个人，往往是脾气比较好的，比较听话的。

　　郭梓林：从总体战略上来讲，应该说能够留下来的是偶然的，死掉是必然的。但是从战术上说，有些人能活下来，一定有他的独到之处。比如说，别人遇到黑社会就过不去了，遇到工商局就迈不过去，他们就能过去。

　　薛灿宏：比如克制、忍耐、隐藏、妥协，这些都是一个企业家或一个商人的生存之道。

　　郭梓林：这好像还不是道，是术，变通之术。道是不能变的，术可以变，玩一些权术、玩一些技巧，是可以的。但是一个人心中的道是不变的，基本的为人态度、对世界的看法、做人的原则，是不变的，它就是一个底线。人一般不容易突破自己的底线，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人格。人格是做给自己看的，在任何情况下，即便地球上就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还是这么做人，这种人是有人格的。所有现在成功的企业家，在他身上一定有一种人格魅力。

　　慕云五：其实在我看来，一个企业家、商人，他最基本的首先是有挣钱的欲望；第二是有判断力；第三个是胆略和勇气，这三个是非常重要的方面。我认为术也很重要，忍耐、妥协这些是素养、修养。人格是做给自己看的，修养实际上是克制自己的能力。因为人是太不确定的一种动物，人的这一生都是在跟自己作斗争，有的时候顺从自己，有的时候在克服自己，如果不斗争的话，人最本来的面目可能是比较糟糕的。

　　郭梓林：那就是自胜者强。

　　慕云五：比如我现在就想睡觉，不想努力，那明天有没有饭吃，很有可能是一个疑问。再比如遇到困难，心里有些邪念，这一切全是自己在跟自己做斗争，这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一个企业即便做到十几亿、二十亿，已经比较成功的时候，还是在跟自己作斗争。克制得好，就是有好的修养，这个好的修养把很多个人的东西隐藏起来、压制住，他就能经历很多挑战。

　　薛灿宏：素养？

　　慕云五：对，我觉得这是素养、修养，这是很难做到的。

　　薛灿宏：您讲的都是晋商，以乔致庸为代表的晋商，他是古代商人，和现代企业家之间有没有异同？就这个问题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古代商人、现代企业家，他们之间有哪些是相同的，有哪些东西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慕云五：几天前，美国微软公司的董事长比尔?盖茨和他的CEO鲍尔默接受华尔街日报的视频专访，当时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问他一个问题：盖茨先生，您认为您算个商人吗？比尔?盖茨回答：对，销售额减去成本等于利润，不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吗？这个回答给我很大的启发，实际上无论是古代的商人，还是现代的企业家、经理人，其实都一样，都是销售额减去成本等于利润。盖茨说得很精辟。在阳光底下，没有什么新鲜的事，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和这一瞬间其实都差不太多。可是仔细分析，现代的企业家和古代的商人，他们面对的环境是不一样的。不仅仅是因为当时是封建王朝，而我们现在是人民共和国，就是这样的环境差异。不同的是现在的环境变化太快，太复杂，新技术、新的商业模式层出不穷，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赋予了商人很多的要求，他们要去判断，而古代的商人有可能一百年、两百年没有太大的变化。

　　薛灿宏：他们没有明显的变化。

　　慕云五：比如我在明朝做生意，可能从头做到尾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清朝可能开始中间有点动荡。现在对现代的商人有更高的要求，是更高素质的人在做这个事情。

　　郭梓林：我觉得你前面讲的例子很好，商人作为一个社会的分工，正如学者搞科研，政治家稳定社会，商人投入产出，产出要比投入大，要不然就赔了。我想起一个故事：在苏联解体之前，美国与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互相竞争，搞军备竞赛，有一年在欧洲一个国家举办世界食品加工机械博览会，美国有一套很好的设备也在展览，开展第一天他们吆喝：我们的设备非常好，猪从这里赶进去，火腿肠就从那边出来了，太神奇了。当时美国的军事、经济、轻工业、农业都非常强大。而苏联不行，苏联把所有的资源都放到军备上了，它的轻工业、农业不发达，特别是农业发展落后，人们老是吃黑面包，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但是即便这样，苏联也不服输，第二天，苏联就把它们的机器整理好，他们也弄一个机器来参展，说：你们来看，我们的设备非常好，火腿肠从这里进去，猪就从那儿跑出来了。

　　也就是说企业这个机器，不管是猪先进去，火腿肠后出来，还是火腿肠先进去，猪最后出来，总之，进去的要小，出来的要大，才不亏本。古今中外的企业家都在创造这样一个机器，机器的进出设计得好，就能保证出来的比进去的大，这就是商业模式的设计。商业模式非常重要，一个企业家要解决三个模式，第一个模式就是商业模式。要凭这个东西挣钱，得学会忽悠，要有讲故事的能力，企业家一定先要说服自己，要讲得满头大汗，热血沸腾，两眼冒金光，脸通红，要有这样的一种气质。我就比较缺乏这个，所以不能当企业家。1997年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问题，当时我拿了一本哈佛大学的书，做测试题，最后一统计，四十多分，只能当部门经理。我不服气，往前面翻，翻到其中有一条：当你看到一个项目有利润的时候，你心跳会不会加速，眼睛会不会放光，脸会不会红晕，我当时打了叉。这是好高的分，决定了我这辈子不能当企业家。

　　慕云五：您刚才说的赚钱的欲望，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郭梓林：对，这种欲望要表现成故事，光有欲望不行，要转化为一个商业模式。当这个商业模式完成以后，就要进入第二个模式，就是产权模式。企业家说完一个商业故事的时候，第二个紧接着要抛出钱，第三个模式就是治理模式，谁对这个故事负责，今天把两百万拿来，明天变成两千万，谁对这个故事负责，得找一个听懂这个故事的人负责实施。他要对股东负责。这三个模式是做企业家不可缺少的。这三个模式中，最重要的就是商业模式，如果不会设计商业模式，只会设计产权模式，那叫咨询公司，只会设计治理模式，只能当职业经理人，唯独商业模式是企业家干的事。

　　慕云五：在这方面有可能有创新，因为企业家最重要的一个特质，除了挣钱的动力之外，就是要不断地创新，但是不断地创新，也是来源于这个。

　　郭梓林：就是商业模式的创新，非常重要。

　　慕云五：包括治理模式的创新。我跟郭总认识很多年了，他们早年创业的时候治理上的安排，我觉得特别受启发。当时郭总他们几个人一起创业，他们有几个规定：一个是大家各占多少，那是定好的，一开始要讲清楚。还有规定时限，也就是从开始创业到十年不能抽身。十年之内，如果要走就光屁股滚蛋，五年到十年，还可以留下一半的股份，到了十年就可以退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郭梓林：我现在十六年了，所以我到这里来讲课不打卡，现在上班不要打卡了，因为原来有约定，十年就不要打卡。

　　慕云五：还有一个就是每个人赚的钱，一定是从这个公司中赚的。

　　郭梓林：收入来源的单一性。

　　慕云五：现在郭总还可以出来讲课赚钱，那时候他肯定是不允许这样做的。还有就是在多少年之内，即便是赚了钱也不分红，五年还是七年？

　　郭梓林：十年。

　　慕云五：十年不分红？

　　郭梓林：分红了就怕你独立了。

　　慕云五：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安排。

　　现代商人要解决三个问题

　　薛灿宏：那么，现代企业家要解决的三个问题，作为企业家，把这三个问题解决了，企业就能搞好了。这三个问题解决不了，就很麻烦。第一个问题是商业模式，要善于讲故事，善于忽悠，能够把现金资金找进来。第二个模式是产权模式，产权究竟是谁的，为谁做事，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为谁打工，把这个概念搞清楚；第三个模式是治理模式，这是现代企业家要解决的三个问题。古代商人跟现代企业家的区别仅仅是外部环境的不同而已，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三个模式，可能古代商人没有这个问题。

　　郭梓林：也是商业模式，所以古代人为什么无子不开分店，就怕职业经理人给黑了。

　　薛灿宏：产权有问题。

　　郭梓林：他的产权不能扩展，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开分公司就被别人黑走了。像中医、学武的都是传子不传女，他们都保护产权。

　　慕云五：公司治理方面，晋商有很大的贡献，他们有很多模式，比如那时候的掌柜，就相当于现在的总经理。

　　郭梓林：对。

　　慕云五：掌柜有他的顶身股，他不用拿银子来入股，而很多人是拿银子来入股的。而且掌柜的份额很大，实际上他们那个时候，应该是很完备的。

　　郭梓林：已经是高薪聘请职业经理人了。

　　薛灿宏：我刚才也学到一点，古代商人跟现代的企业家是相同的。其中还有一个最核心，就是刚才郭总所讲的，进来的要小，出去的要大，这一点是最本质的。如果进来的大，出去的小，那就是个败家子，这个企业家肯定干不长。总之，成功的商人、成功的企业家，必须要具备这几个关键词，第一是赚钱的欲望，没有这个欲望，你就没办法干；第二个是勤奋，很多成功的商人，成功的企业家，从小都很能吃苦；第三个关键词是到诚信，如果不诚信，你可能挣一点蝇头小利，但是做不大。另外还要具备三个觉，幻觉、先觉、直觉。最后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素养。做企业往往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业，要和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和黑社会打交道，如果素养不够，说不定就死了，如果素养够了，再具备前面几个关键词，那么你这个企业就能搞出一个五百强来。

寻找稀粥中坚硬的米粒

——读书笔记的开篇语

读书不多，又不求甚解（也许是求不得罢）。每读书只求片刻的快乐，放下就慢慢忘记了，只留下依稀的记忆。依稀的记忆多了，就混乱了，依稀就成了稀粥（老师批评成绩不好的学生，爱说“一脑子浆糊”，传神的说法，浆糊是稀粥的至高境界）。

俗人要写文章必须有读书作为前提（毕竟六祖慧能是五百年一遇的文盲文豪），面对word新建文档的空白，才发现，word自然是盗版的，而脑中物连盗版都不如，竟是错版的。偶尔想起来那依稀的一点，痛苦随之而来，根本找不到是哪本书的话了，所以要记笔记。

说起笔记，仅就我的藏书来说，叫笔记的就有数百本之多，多为古籍，中国传统文人是爱写笔记的，叫笔记小说，杂，好看，最终都十分正经地刻书，不然留不下来。按周星驰的做法，太正经的东西，就得打破，学名叫解构。我的解构办法就是在稀粥锅里面挑出尚且坚硬的米粒，王蒙“坚硬的稀粥”是伤身的，我的是伤神的。伤神也有两层意思，从快乐的读书到痛苦的读书，是伤神；痛苦读书而最终仍然无所得，而且找不回来原来的快乐，那叫“黯然神伤”。

刘文瑞老师在武汉珞珈山下（韩巍老师也在场）给我一段评语：为商不奸，为学不专。仔细想想，十分中肯。对于为商不奸，我要改，改到哪里算哪里，对于为学不专，改不了了，将之进行到底。

是为开篇语。

 2009年9月11日 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卖官鬻爵的疑问

    看托克维尔这本书是受到刘老师一篇文章的启发，他在有关“诚信”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这本书的话，在阅读中，我发现一个实在无法理解的问题，尽管托克维尔的文章很好看。我的问题是通过短信发给刘老师的：

    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时，有一处不解：托克维尔说到卖官鬻爵，司法至少是有益的，因为要司法独立，而行政则不然。不解！因何买个司法官不会因利误判？第二编第三章开头部分。

        刘老师的答复

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卖官鬻爵问题。这个理解上的差别主要来自于中国式卖官鬻爵和欧洲式卖官鬻爵的差别。中国的卖官鬻爵，从古到今，买到官职不等于买到自治。而欧洲的卖官鬻爵，买到的是自治。这个根源，来自于欧洲中世纪城市管理权的赎买。城市给国王交一笔钱，此后就进入自治领域。所以，法官一职，卖了以后，恰恰就意味着法官取得了国王也不能干预的独立审判权。而中国历代的卖官，卖了以后，王朝对官员的控制可能更为强烈。谈到历史上的卖官，必须注意这两种卖官的不同。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托克维尔说的“总督的职务绝不出卖”的含义是什么。英国实际上也一样，比如在印度，东印度公司的特许权可以出卖，但印度总督一职绝不出卖。

至于买到官职，会不会因利误判。这同取得自治权是两个问题。从逻辑上看，第一，买官后的因利误判，不见得就比买官前的因权误判比例更大（这需要经验资料说明）；第二，因从民众处得利误判，不见得比因从朝廷处得利误判危害更大（这恰恰可以说明贿选比指选或者无选更进步）。

另外还要注意一点，欧洲卖官鬻爵，培育出的是同国王对抗的力量。中国完全做不到这一点，反而会强化买官者对朝廷的依附。所以，欧洲新贵族和工商业者以贿买方式进入政界，是国王丧失权力的开端。而中国的企业家进入人大政协，是官方更好地控制他们（或者说他们完成了卖身过程）的表现。这一点，从茅于轼先生到张维迎都似乎注意不够，所以他们对中国工商阶层不同于西方的作用认识似乎有点不够，对这些人的积极作用过于乐观。

 2009年7月19日

评盛洪“精英”演讲以及刘文瑞老师的精彩回复

我看了盛洪先生的演讲记录稿，然后写了一小段批评意见。发给刘文瑞老师，刘老师的回复很长，非常精彩，可见我的认识还是太浅，下面照录我的评论和刘老师的回复。

评盛洪先生《为什么精英重要？》

《为什么精英重要？》是盛洪先生2009年3月14日的一次演讲，发在盛洪先生在新浪的博客上，新浪新闻首页重推的时候，用了《为什么精英比大众重要》这样极易引起众怒的标题。标题党固然可恶，可是盛文还是有值得商榷的必要的。

（1）盛洪先生定义的“精英”或许有点问题。他说精英第一要超越个人利害，第二要道德自律。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乞丐捐款。这样的定义看似跟以往我们理解的“精英”有很大差别，“不是教授、高官”，但是，他后面阐述的精英又不是他这个定义的人群。法学院的研究者，对宪政有促进的人，乃至法官，这些人和超越个人利害道德自律并不具备因果上的相关性。我们看到，盛洪先生说到的精英实例其实是有权力的人，因财产而有的权力，因国家机器而有的权力，以及因话语权而有的权力。而这些人恰恰又是盛洪先生精英定义否掉的那些人。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矛盾呢？也许盛洪先生想说的是：希望精英们要争取做到超越个人利害、坚持道德自律。也就是说，事实上我们的社会中自然产生的这些精英们有道德的缺憾，这也是为什么在公民社会中精英不愿意被称作精英的道理（盛文中谈到的美国总统的例子）。而依据盛洪先生定义的精英，也许零星地存在于民间，而恰恰由于其定义的超越个人厉害、道德自律，他们却根本没有可能成为盛洪先生举例的那些精英，他们不容易获得权力。看看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第十章的文字就清楚了，尽管他谈的是集权主义的情况，其实更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个社会，认识人类。

（2）我认为盛洪先生对哈耶克、斯密的重要观点点得很明确，但不全面，我觉得他不是真的不了解哈耶克和斯密，而是只拿出了有利于他说事的提法，不知道这是不是也算作对思想的“粗鄙化”。当然，我这样说，并不代表我理解的有多深刻。关于斯密，我记得两年前《读书》杂志上有一篇重读斯密的文章，谈的比较深刻，或者不用看那篇文章，把《国富论》拿来，逐字逐句看一遍也一样。我们不能只记得“看不见的手”这五个字就把斯密这样伟大的思想家给一语带过了。关于哈耶克，其实我一直也对建构与自发秩序的关系存在疑问，哈耶克本人也在不断调解这对矛盾。经过长期思考，在我看来，“建构”只是一个点，而“自发秩序”是一条线，看你站在多高的视角看问题了。换句话说，在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下，“建构”是相当多个“时刻”的独立事件，而“自发秩序”是连续“时间”的规律。我觉得这样说是可以把所谓“建构”和“自发秩序”这个对立消解掉的。

（3）“科斯为什么对？”根本就不是个问题，论述没有意义。当盛洪先生向科斯求解“你是不是也是建构主义者”的时候，科斯一句“工程师设计汽车”的回答很精妙，其内涵可以用我上面提到的建构和自发秩序关系去解释。一个工程师精英可以独立“建构”一部汽车，而100年的汽车工业发展史却不是某个或者某些个精英设计出来的结果，而是“自发秩序”。得到这个答案，还费什么劲研究“科斯为什么对呢”？

（4）我们回到精英建构。这个世界需要精英，像哈耶克、斯密以及中国本土的哈耶克、斯密的宣道者茅于轼先生，他们都是精英，也符合盛洪定义的不计个人利益、道德自律。然而还有另外一些精英，他们不仅有思想（姑且不论其思想是否有害），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有权力。这两类精英，我姑且称前者为A精英，后者为B精英（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名字作区分）。前者不否认建构，但是坚持“自发秩序”，后者往往容易有过度建构的倾向，从而对社会带来损害（尤其是不加约束的权力）。而前者代表的意见如果和后者代表的意见能够在一种环境下可以起到制衡的作用，特别的是前者主动制衡。那么这个社会才有可能不会受过度建构而损害。这个环境就是公民社会。所以说精英并不重要，而这个环境更重要，不管是三权分立、还是两院制衡、两党制衡也都是这个意思。

（5）关于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问题。市场经济是自发秩序的产物，我相信市场经济也可以涵盖了市场失灵。究竟市场失灵是“建构”导致的，并用“建构”去纠正？（这其实就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未受到“建构”干扰的市场失灵，不经新的“建构”干预，又会回到市场不失灵？这两个问题不难回答，但是两种精英的答案肯定不一样。

我以为，精英重要不重要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

以下是刘文瑞老师发给我的电子邮件内容：

你关于盛洪的评论很准确，但还是客气了一些。首先，“精英”是个语义十分广泛而且含混的概念。盛洪试图先用一个定义来界定自己要说的精英，然而后面所言同前面的定义相冲突。所以，你把精英分为AB两种型号，可以说是弥补了盛洪的失误。

我的感觉是，盛洪这个讲演没有稿子，只有个提纲。而这个提纲没有深思熟虑，所以在逻辑上不衔接。这似乎是名家的通病。

从更严密的角度看，超越个人利害和道德自律，牵涉到一个基本问题：有没有所有人共同认可的利害关系（即关于利害的准则和评价尺度）以及有没有共同认可的道德标准？比如，晋商乔致庸一句话就免除了债务人的一半债务，这是放弃自己的利益还是争取自己的利益？从金钱的角度是放弃，而从声誉的角度看则是争取自己利益。一旦没有这种共识，盛洪说了也是白说。当然，他可以假定他所说的能得到多数认同（而不是一致同意），这就进入了你批评的领域。盛洪定义的精英，严格来说，是圣人而不是通常意义的精英。而他后面所说的精英，严格来说，是领袖，还是同精英有所区别。

你的评论中有一句话有问题：“事实上我们的社会中自然产生的这些精英们有道德的缺憾，这也是为什么在公民社会中精英不愿意被称作精英的道理（盛文中谈到的美国总统的例子）。”这个有逻辑失误。精英不愿被称作精英，不在于有无道德缺陷，而在于是否得到大众认同（精英不被认同在中国特别明显，在美国并不明显）。你的错误在于被盛洪用美国总统的例子误导。盛洪这个例子只能说明他的浅薄，当美国人希望有一个“体面人”来领导时，总统候选人就会充分展示自己的优雅一面（如肯尼迪）；而当美国人十分恼火尼克松的过于精明时，卡特就宣称自己是没有受过华盛顿污染的佐治亚州老农民。至于说美国总统候选人不敢说自己是常青藤学校毕业、不敢说自己学习成绩好，而要说自己是名不见经传的学校毕业、学习成绩差，那是胡说。没有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敢在这个问题上撒谎，充其量是强调重点不同而已。而这种强调重点的不同，不是回避精英概念，只是迎合大众意识。顺便说一句，美国佬并没有中国那么严重的反智意识，盛洪大概是把美国总统候选当作中国的政治局提名了。

关于盛洪对哈耶克、斯密的看法，你是对的，但还不够。盛洪何止是肤浅，我怀疑他没读过哈耶克（斯密则可能读过），如果读过哈耶克，就不会对建构和自发秩序的关系想当然。如果从与他的学术声望相称的角度来要求，假定他对自发秩序有兴趣并有疑问而且读过哈耶克，就不但能够了解哈耶克的扩展秩序（是对自发秩序的修正和补充），而且能了解到哈耶克和波普尔方法论的关系，再进一步还可了解到波普尔和库恩的争论。一旦到了这一步，自发秩序和建构的关系基本就清楚了。退一万步说，盛洪即便读过哈耶克，那也是一个常人（学术外行）式的阅读，没有达到一个学者的阅读水准。他对科斯的反复说明，正反映了这一点。科斯对他的回答（如果盛洪的说法没任何偏差），实际上带有嘲讽意味，而盛洪自己恰恰没能看出这种嘲讽。这种地方，正是体现学术水准的地方。

盛洪大失水准的，还有一个要命的问题，你没指出来，就是他用的法官例子。这是盛洪理论的基点。我们先假定盛洪说得对，法官是精英，而且有权力支配他人。顺着盛洪的逻辑来看看，法官能不能管理社会？英国法官有句名言：法院只管法律，治理国家是政府的事。任何管理行为，都具有主动性，而法官要严格遵循被动原则（即不告不理）。我们不妨假设，法官按照自己的准则去主动管理社会，那不是就走到秦始皇和希特勒的路子上了？这恐怕没有疑问，这也正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方式。把柏拉图的“哲学王”换成盛洪的法官，就一模一样了。而关于哲学王的批评已经是政治学的常识了。这说明，盛洪远远达不到美国同行的那种跨边界研究的水平（他所说的阿罗、布坎南、奥尔森等人，就是用经济学进入政治领域的，而盛洪一旦进去就是低水平笑话）。英美乃至整个西方都赋予法官特权，恰恰是以法官对社会的消极性为前提的。

即便上面的问题不存在，那么，法官在裁决时，难道是替当事人选择正误？两造争执，到法官那里打官司，前提是承认法官遵循的规则。如果不承认法官的规则，那么就不会上法院。所以，是建构规则，还是替当事人选择，这是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基本区分点。

盛洪可能没有看过悉尼·胡克的《历史中的英雄》，这本书以列宁为例，分析了能够支配社会的领袖（正是盛洪在后面所说的精英）与大众的关系，看了，就不至于滔滔不绝讲这个问题了。

你的评论已经不错了，如果要更进一步，则需要分析他的失误原因。你现在还是观点评论，没有进入方法论评论。可以说，他基本上是寻找资料来证实自己的观点，而没有证伪精神。一旦失去了自我批判，那么，就已经不再是学者。这才是他最要命的地方。

本期我向《前沿论丛》的读者推荐的是钱德勒教授为其名著《看得见的手》写的序言。

比尔·盖茨像所有商人一样说出了商业的本质：“销售额-成本=利润”。在这个本质底下就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也就是市场力量的无形的手，这只无形的手，“操纵”着人们，皆为利来、皆为利往。而钱德勒发现，现代工商企业已经部分地取代了市场的职能，并因此而产生了经理式的资本主义，或者叫管理的资本主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共同主宰了人类的经济和社会活动。

本文首先为“现代工商企业”下了定义，这是钱氏理论的主体对象。现代工商企业的特点还不仅仅是大，而是复杂，个人难以控制，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和运作，就无法体现其交易成本的优势。接下来，本文开出了八个论点，这些论点从现代工商业企业的起源一直讲到其成长和发展。

钱德勒何许人？他是历史学家兼经济学家，他让经济学家们开始关注企业，2009年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姆森在其名著《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扉页上题献给四个人，其中就有钱德勒，另外三个都是诺奖得主（阿罗、科斯和西蒙）。他还是管理学家，我们单说战略，明茨博格在其著作《战略历程》中，将战略划分为十大学派，钱德勒就占了两个。而明茨博格本人所皈依的结构学派先驱恰恰就是钱德勒。钱德勒还是作家，编辑家，他编辑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文集，并协助（有人说就是代笔）斯隆写了《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

钱德勒的成就除了来自自己的艰苦努力和卓越智慧，也受到了家庭的影响，其曾外祖父普尔是世界上最早的管理杂志《美国铁路杂志》的创办人，其外祖父是杜邦公司的高管。钱氏研究生涯的开端也是从铁路企业和杜邦公司开始的。

从事企业经营和管理的人士不必非要关注经营和管理的学问，这方面的学问已经汗牛充栋。我曾经不负责任地划分过这类书籍：第一类是手把手教你如何做的，不管作者名望听起来多么权威，此类价值最低，可以不看，脱离情境的指导原则往往更有害；第二类是告诉你“我”是怎样做的，有参考价值，至少作者知道，你未必照办；第三类是告诉你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的，这类书很少，可以看作是《圣经》一样的书籍，值得好好看，钱德勒《看得见的手》就是其中之一。

《管理学家》杂志执行主编 慕云五

《看得见的手》序言

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

本书的书名即已指出其主题，但不是其重点或目的。本书的目的是考察正在变化中的美国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以及生产和分配的管理方式。为达此目的，本书讨论的重点是从事生产和分配的工商企业。因为由支薪经理所管理的大企业，已取代了传统的家族小公司而成为管理生产和分配的主要工具，所以本书将特别着重阐述现代工商企业及其经理人员的兴起。本书是关于企业机构和管理阶层的历史。

这里要探讨的主题是：现代工商企业在协调经济活动和分配资源方面已取代了亚当·斯密的所谓市场力量的无形的手。市场依旧是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的创造者，然而现代工商企业已接管了协调流经现有生产和分配过程的产品流量的功能，以及为未来的生产和分配分派资金和人员的功能。由于获得了原先为市场所执行的功能，现代工商企业已成为美国经济中最强大的机构，经理人员则已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决策者集团。因此，在美国，随着现代工商企业的兴起，出现了所谓经理式的资本主义。

现代工商企业的定义

现代工商企业的定义很好下。如下图所示，它有两个特点：它包含许多不同的营业单位，且由各层级支薪的行政人员所管理。

示意图：现代工商企业的基本层级结构

现代多单位企业内的每个单位都有自身的管理办事处。每个单位由专职的支薪经理所管理。它有一套自己的会计账簿，账目的检查结算可与总企业分开来进行。从理论上说每个单位都是作为独立的企业而运转的。

   反之，美国传统的公司是单一单位的企业。在此种公司内一个或少数所有者是在一个办事处内经营其商店、工厂、银行或运输公司的。通常此种类型的公司只掌管一种经济职能，经营单一的产品系列，且仅在一个地区内经营。在现代公司兴起之前，这种小规模的、由个人拥有和经营的企业的各项活动是由市场和价格机制来协调和控制的。

   现代企业则将许多单位置于其控制之下，经营于不同地点，通常进行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处理不同类型的产品和服务。这些单位的活动和它们之间的交易因而被内部化，它们是由支薪雇员而非市场机制所控制并协调的。

   因此，现代工商企业雇用各种层次的中、高层支薪经理来管理并协调在其控制下的各单位的工作。这些中、高层经理乃形成一个完全新的企业家阶层。有些传统的单一单位的企业所雇用经理的活动与现代工商企业最低层经理的活动类似。农场、工厂、商店和银行的所有被聘的支薪雇员在管理或帮助其经营。随着单一单位内部工作量的增加，这些管理人员又雇用其下属——工头、监工和助手——来监督工作队伍。但是直到1840年，美国还没有出现中层经理人员，也就是说，还没有这样一种经理人员，他们监督其他经理工作，并向同样亦是支薪的高级行政人员的经理提出报告。当时几乎所有的高层经理都是企业的所有者，他们不是合伙人就是主要股东。

   因而，由一组支薪的中、高层经理人员所管理的多单位企业即可适当地称之为现代企业。此种企业在1840年的美国尚不存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类公司已在美国经济的许多部门中成为占优势的企业机构。到了20世纪中期，这些企业雇用了数百甚至数千名中、高层经理来监督数以百计的工作单位，而每个单位则雇用了几十个或成千上万个工人。这类企业为几十个或几十万个股东所有，它们每年的营业额都以十亿美元计。即使是在本地的或地区性的市场上经营的较小的工商企业里，亦有中、高层经理人员。一种机构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变得如此重要，而且如此普及，这在世界史上实属罕见。

   为这种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的机构阶层的兴起作一番描述及分析，对于研究美国经济的历史学家来说，乃是—种引人入胜的挑战。由于此种机构定义明确，且最近才出现，因而学者在回答历史学家的一些特殊问题（诸如这种现代企业兴起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时，就不致有什么困难。他可以精确地记录何时、何地和何种方式下这些新机构首次出现，以及随后又持续成长。这样，他就可以把经济人的新亚种——支薪的经理人员的兴起作成资料，并记录下已在美国生产和分配管理中成为标准的实践和程序的发展。一旦他能回答出何时、何地和何种方式等历史问题，也就可以解释何以这个机构第一次出现后，接着就变得如此地强有力的原因了。

   这场挑战特别吸引人之处，是因为迄今尚未有人进行过此项研究。尽管此种机构的历史具有极其巨大的意义，却没有得到阐明。学者对其历史发展极少注意。1930年以前，经济学家只是勉强地承认其存在，此后他们对大型工商企业抱着高度怀疑的态度。许多基本经济理论仍然基于下述假设，即：受市场看不见的手所调节的传统小企业乃是或至少应该是生产和分配过程的管理者。依此理论，完全竞争只存在于单一单位的企业之间，且依然是协调经济活动和分配经济资源最有效的方式。现代多单位企业通过其协调和管理的行动，只会带来不完全竞争和资源的误置。因为许多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就视现代工商企业为歪门邪道，甚至是一种弊端，所以很少有人会自惹麻烦去考察其起源。对他们来说，单是追求垄断势力这一点就完全可以提供足够的解释了。

   直到最近，历史学家也很少对现代工商企业管理阶层的兴起进行集中而有系统的研究。他们宁愿研究个人，而不愿研究机构。事实上，美国的一般历史书上除了现代工商企业创始者外，绝少有生意人出现过。历史学家早就被企业家所吸引，却甚少注意这些企业家所创立的新机构，其管理方式和所实现的功能，以及在创立者退出这个舞台后其企业继续竞争和成长的方式。与此相反，他们一直在争论这些创业先辈是强盗企业家还是工业政治家，亦即是好人还是坏人。多数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样，对那些人所创立的企业抱着不信任态度，也认为他们是坏蛋。可是，同样这批历史学家，对那些其行动深深影响美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新的经理阶层，却极少下好坏的价值判断。

   近年来，经济学者和历史学者已经对这些现代经济机构给予愈来愈多的注意。经济学者如爱德华·梅森、卡普兰、加尔布雷思、威廉森、鲍莫尔、马里斯、彭罗斯和艾夫里特、蒙森等人，都跟在小伯利和米恩斯的开拓性研究工作之后，研究了现代工商企业的营运和活动。可是他们都不想研究其历史发展，致使他们的著作未能对经济理论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基本依然被看作是一生产单位，因而公司的理论即是生产的理论。

   有历史癖好的经济学家则仅仅是刚开始研究机构变迁及其对工业组织的影响。诺思是这个领域里的创新者。在他和兰斯·戴维斯合写的著作里，扼要地提出了一种极为有用的机构变迁理论，并将它应用到美国经济成长上。在与罗伯待·托马斯共同进行的研究中，他揭示了工业组织的改变是如何影响西方世界的发展的。诺思及其同事的著作以这种全面性的历史观来检验、支持并提高其理论。可是他们至今还未能集中精力对任一特定经济机构的历史发展作出详尽的分折。

   研究美国经验的历史学者也已转到机构的研究上。像威伯、莫顿·凯勒、海斯、本森等等学者都曾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的改变着的性质进行了仔细的观察。他们在最近被一个美国史分析家称之为“新机构主义”的领域中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工作。可是，几乎没有一个历史学者曾进行如下的尝试，即对某个单一机构从开始至完全成长的全过程加以描述。也没有人写过现代工商企业的兴起经过及随之而来的经理式资本主义的标志。

本书试图通过集中研究一个特定时期和一组特定企业以填补这一空白。本书的重点放在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段时期，当时正是美国的农业经济和乡村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的时代。在这几十年里，美国经历了生产和分配过程中革命性的改变。我仔细考察了这段时期内实现生产和分配过程改变的一些单位——包括运输、通讯和金融——被管理和协调的方式。我不打算描述这些单位或组织内劳动力所完成的工作和工人的抱负。我也不想评价现代工商企业对现有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影响。我在广泛论述政治、人口和社会的发展时，仅仅涉及直接影响企业实现生产和分配过程的方式的那些发展。

几个一般论点

   本书是一部历史。它按年代而论述。书中充满了关于人、事、特殊过程、政策、步骤和改变着的技术及市场等等的详细记载。本书力图实现作为历史学者的基本职责，就是使记录正确可靠。这些记录依次作为书中所提的一般通则的基础。里面的数据并不是被挑选来检验和证明某种假设或—般理论的正确。我希望，这些事实除了能适用于和此处所提出的一般通则有关的问题以外，对怀有其他问题和关切的学者亦能有用。

   在我进入复杂的历史经验前，明智的做法似乎是，首先扼要列出使本书主旨更精确的一般论点。这些论点在开始时可以指出现代工商企业的某些特性，并说明为什么管理上的有形的手取代了市场机制的看不见的手。我把这些论点提出来，以作为相互关联的机构发生变化的复杂历史过程的导引。

   第一个论点是，当管理上的协调比市场机制的协调能带来更大的生产力、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利润时，现代多单位的工商企业就会取代传统的小公司。

   这一论点直接起源于现代工商企业的定义。此种企业的产生和持续发展是靠设立或购进一些在理论上可以独立运转的经营单位而来，换句话说，就是把以前由几个经营单位进行的活动及其相互交易内部化。

   此种内部化给扩大了的企业带来了许多好处。由于单位间交易之例行化，交易成本即降低。由于生产单位和采购及分配单位的管理连结在一起，获得市场和供应来源信息的成本亦降低。最重要的是，多单位的内部化使商品自一单位至他单位的流量得以在管理上进行协调。对商品流量的有效安排，可使生产和分配过程中使用的设备和人员得到更好的利用，从而得以提高生产率并降低成本。此外，管理上的协调可使现金的流动更为可靠稳定，付款更为迅速。此种协调所造成的节约，要比降低信息和交易的成本造成的节约大得多。

第二个论点是，在一个企业内把许多营业单位活动内部化所带来的利益，要等到建立起管理层级制以后才能实现。

   此种利益只有当一群经理人员被集合在一起，执行先前由价格和市场机制执行的功能时才能实现。传统的单一单位的企业的活动是由市场机制所控制和协调的，而现代工商企业内生产和分配单位则由中层经理人员控制和协调。高层经理人员除了评价和协调中层经理人员的工作外，还取代市场而为未来的生产和分配调配资源。为了执行这些职能，经理人员不得不采用新的管理方法，这些方法很快就成了美国企业的标准经营方法。

   因此，管理层级制的存在是现代工商企业的一个显著特征。如果没有此种经理人员的存在，多单位企业只不过是一些自主营业单位的联合体而已。建立此种联合体是为了控制各单位间的竞争，确保企业的原料来源，确保成品和服务的销路。各个自主单位的所有者和经理共同采购、定价、确定生产和市场政策。如果没有经理人员，这些政策则由立法和仲裁机构而不是由管理机构所决定并实施。此种联合体通常可以稍为降低信息和交易成本，但不能经由生产率的提高来降低成本。它们无法提高管理协调的功能，而此种功能才是现代工商企业的最重要的功能。

   第三个论点，现代工商企业是当经济活动量达到这样一个水平，即管理上的协调比市场的协调更有效率和更有利可图时，才首次在历史上出现的。

   经济活动量的增加是与新技术和市场的扩大同时来到的。新技术使前所未有的产品的产出和转运成为可能。扩大的市场则是吸收此种产出所必不可少的。因此现代工商企业首先是在这样一些部门和工业中出现、成长并继续繁荣，这些部门和工业具有新的先进技术，而且具有不断扩大的市场。反之，在那些技术并不能造成产出的急剧增加、市场依然是小而专的部门和工业中，管理的协调并不比市场的协调更为有利。因而在那些领域里，现代工商企业的出现就较晚，而且发展较慢。

   第四个论点是，管理层级制一旦形成并有效地实现了它的协调功能后，层级制本身也就变成了持久性、权力和持续成长的源泉。

   用韦尔纳·桑巴特的话来说，现代工商企业开始具有了“其本身的生命”。传统企业常是短命的，几乎全是合伙生意。其中一合伙人退休或去世，就得重新结队或解散。如果儿子继承父亲产业，他会找新的合伙人。通常此种合伙制若有其中一人决定与其他生意人合作时，就会散伙。另一方面，用来管理新型多单位企业的层级制，则有持久性，它超越了工作于其间的个人或集团的限制。当一名经理去世、退休、升职或离职时，另一个人已作好准备，他已受过接管该职位的培训。因而人员虽有进出，其机构和职能却保持不变。

   第五个论点是，指导各级工作的支薪经理这一职业，变得越来越技术性和职业化。

   在这个新的管理阶层内，正如其他需要专门技术的管理阶层一样，选拔与晋升变得越来越依赖培训、经验和表现，而不是家族关系或金钱。随着现代工商企业的出现，企业家第一次得以想象一种沿着等级阶梯向上擢升的职业生涯。在此种企业里，经理的培训时间越来越长久，培训愈来愈正式化。不同企业内从事相同活动的经理人员通常都接受有相同类型的训练，就读于相同类型的学校。他们阅读相同的书刊，参加相同的协会。如果把他们与传统的小商业公司的雇主和经理人员相比，他们的职业性质更接近于律师、医生和牧师。

第六个论点是，当多单位工商企业在规模和经营多样化方面发展到一定水平，其经理变得越加职业化时，企业的管理就会和它的所有权分开。

现代工商企业的兴起使所有权和管理权之间的关系具有了新的内容，从而为美国经济带来了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多单位公司兴起之前，老板管理公司，管理者即为老板。即使是合伙关系，其资本股权还是为少数个人或家族所掌握。这些公司依然是单一单位的企业，极少雇用两三个以上的经理。因此，传统的资本主义公司称之为个人企业并不为过。

   可是，现代工商企业从它出现的第一天起，家族或其合伙人所能提供的经理人员就不敷需要了。有些公司里，企业创始者及其最亲密的合伙人（和家族）一直掌有大部分股权。他们与经理人员维持紧密的私人关系，且保留高阶层管理的主要决策权，特别是在有关财务政策、资源分配和高阶层人员的选拔方面。这种现代工商企业可称之为企业家式或家族式的企业。这种公司所支配的一种经济或一种经济的某些部门可以视之为企业家式或家族式资本主义的系统。

   当企业的创立和发展需要大笔外来资金时，所有权和管理权之间的关系就会有所不同。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通常在公司的董事会上派有兼职代表。在这种企业里，支薪经理必须和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派出代表分享高阶层管理的决策权，尤其是在大笔资金的筹集和动用方面。这种公司所控制的经济或部门通常可看成是金融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

   许多现代工商企业既不是由银行家也不是由家族所控制。所有权变得极为分散。股东并不具备参与高阶层管理的影响力、知识、经验或义务。支薪经理人员既管理短期经营活动，也决定长远政策。他们支配了中低阶层和高阶层的管理。这种被经理人员所控制的企业可以称之为经理式的企业，而此种公司占支配地位的经济系统则可称之为经理式资本主义。

   随着家族和金融家控制的企业在规模和厂龄方面的增长，它们就变成了经理式企业。除非所有者或金融机构的代表成了该企业的专职经理，否则他们不具备在高阶层决策中起支配作用所需要的信息、时间和经验。作为董事会成员，他们诚然具有否决权。他们可以否决，可以用其他职业经理取代高层经理，但很少能提出正面的可供选择的方案。到最后，在董事会兼职的所有者与金融家和公司的关系也等同于一般的股东了，公司只是其收入来源，而不是可管理的企业。由于客观形势的需要，他们乃把日常的经营管理和未来的计划工作交由职业管理人员负责。因此，在美国经济的许多部门和工业中，经理式资本主义很快就取代了家族式的或金融式的资本主义。

   第七个论点是，在作出管理决策时，职业经理人员宁愿选择能促使公司长期稳定和成长的政策，而不贪图眼前的最大利润。

对支薪经理人员而言，公司之持续存在对其职业生涯是至关重要的条件。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其设备能连续使用和得到原料。他们远比老板（股东）更愿意减少甚至放弃眼前的股息，以维持其组织长远的活力。他们关心的是保障供应来源和销路，发展新产品和服务，以便更充分地利用现有设备和人员。这种扩充又会导致增加更多的工人和设备。如果利润很高，他们宁愿再投资于企业而不愿作为股息而支出。就这样，经理人员要维持其组织被充分利用的愿望乃变成了一种使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持续力量。

   第八个也是最后一个论点是，随着大企业的成长和对主要经济部门的支配，它们改变了这些部门乃至整个经济的基本结构。

   必须强调指出，这种新的经理式企业并没有取代市场而成为决定商品和服务生产的主要力量。有关商品流量的当前决策以及有关资源分配的长远决策，其依据分别为对当前的和对长远的市场需求的估计。以前，从原料的生产，经由各个生产过程，直到卖给最终消费者，商品和服务的流量，要由市场来协调和连接，新企业所做的只是取代了市场的这种协调和连接职能。凡是进行了这种取代的地方，生产和分配便集中在少数几个大企业手中。最初，这种情况只出现在技术革新和市场扩大使产量高速度、大幅度增长的少数经济部门或工业。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通过管理进行的协调在越来越多的经济部门取代了市场的协调。到20世纪中叶，在美国的主要经济部门中，少数大量生产、大量零售和大量运输的企业的支薪经理人员，已经在协调通过生产和分配过程的商品的日常流量，并为未来的生产和分配调配资源。这时，美国企业界的管理革命乃告实现。

   这些基本论点可分为两部分。前三个论点有助于说明现代工商企业的起源，也就是说明了现代工商企业出现的原因、时间、地点和方式。后五个论点涉及现代工商企业的持续成长，也就是说明了为什么这种企业一旦建立起来，就会不断发展并保持其支配地位。当管理层级制能够比市场机制更有效率的控制和协调许多经济活动时，新机构就出现了。它不断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职业经理阶层能够被充分雇用。可是它的兴起与扩展仅限于那些技术和市场能够使管理协调比市场协调更有利的工业和部门。由于这些领域乃是美国经济的中心，而职业经理人员又正是在这些领域中取代了家族、金融家或他们的代表而成为决策者，现代美国资本主义于是成为经理式的资本主义。

   当然，历史现实要比所提出的这些论点复杂得多。即使在现代工商企业以及新的经理阶层已占支配地位的不同部门和工业中，它们的出现、成长及壮大的方式都是不同的。不同的需要和机会使得管理工作的特殊本质在各个部门和各种工业中都不一样。经理和所有者之间的特定关系也各不相同。当管理层级制一旦完全建立，其后果发展也因不同的工业和部门而各异。

虽然如此，这些差异可以视之为单—主题上的变化。在新技术和扩大了的市场能经由生产和分配过程能以空前速度提供产品和劳务时，管理人的有形的手就取代了市场力量的无形的手。由此可见，现代工商企业乃是为了适应19世纪下半叶美国技术革新的迅猛步伐以及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而在管理机构方面出现的一种反应。

（原文刊登于《前沿论丛》杂志）

Google扬言要退出中国，其实Yahoo、Ebay早就退出了。互联网洋公司在华经营不下去似乎成了共识。

然而Google的理由是中国政府的检查，由于政府对搜索结果的干预，使它无法贯彻企业的价值观。这件事已经闹到外交高度，连美国国务卿都表示了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有回应。

下面分析一下这个事件。

1）Google没有宣布退出，而是宣布可能退出，还是通过非官方的模糊的方式。这很有意思。似乎退与不退不是自己决定的，要看别人的态度。假定是希望中国政府表态之后再做决定，那么Google应该能想到，堂堂一个大国政府该不会因为你一个企业要退出中国市场就向你低头吧。接下来有三种可能的结局，第一，确实正式宣布关闭中国公司，第二，再找一个理由宣布留在中国市场，这个理由不难找，只需要说某员工的博客言论不代表公司官方立场。第三，宣布一个合资计划，名义上留在中国市场，实际上抽身了，有点像Yahoo。第三种可能性不大，如果要走合资合作的路，就没有必要那么高调宣布可能退出了。第一种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当Google透露可能退出的时刻，它实际上早就想好了今后该怎么办，如果它真要撤出，不如直接关张走人、同时发泄不满来的有力度。那么，最大的可能结局就是Google不会走，还是继续在中国市场发展。这样看来，Google宣布退出的行为只能理解为是一次不怎么高明的公关活动。

2）假如Google真的走了，会对中国互联网事业的发展有何影响呢？关于这个话题，目前网上议论很多，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影响会很大，而且很多人认为Google的撤离将会成为中国互联网市场里程碑样的大事，很多论者都借题发挥，讲的往往不是这件事，而是中国互联网生态环境的话题。这些议论不是没有意义，很有意义。但是我还是想就此事本身来谈。Google走了，就剩下百度一家主要的搜索引擎，从企业竞争的角度讲，这是不利于市场的，真正受损的是用户。当然受损也仅仅局限在依赖百度的那些客户，谷歌没有了，还是可以上Google.com的。

3）两家企业价值观的问题。很多论者都推崇Google的价值观，而鄙视百度。他们认为前者重信轻利，后者见利忘义，甚至还扯上道德不道德的问题。我认为这种比较是不对的，这跟道德没关系，而跟商业模式有关。百度的商业模式在中国市场的经营绩效要比Google好很多，这是事实，至少截至现在是这样的事实，这说明Google的商业模式要想获得经营的成功还需要更长时间的市场培育。从一个使用搜索服务的用户角度来说，我个人推崇Google的模式，因为我在它那里能找到我想要的东西，例如图片，百度的搜索技术很显然比Google差了很多。但是，国家也没有对搜索互联网企业给出什么标准，像百度这种拿排名卖的模式并不违法、也不违规，并非不道德。Google的做法是用最佳的搜索结果吸引用户，然后用广告赚钱，这是最本分最简单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好处是一旦确立市场地位就很难被撼动，本来这种模式说不上有什么坏处，但是坏就坏在它在中国遭遇了一个不按常规竞争的对手。百度深知自己的技术和资金都有限，于是它首先在免费（其实算是盗版了）音乐下载上拉足了客户，而且走运，赶上那时候Google的链接经常出问题（这是至今原因不明的公案）。在我看来，这两家企业本来就不是一个类型的，百度难说算是一家提供搜索服务的公司，他也许本来就是一家提供竞价排名的公司。

4）再说说政府审查的问题，在Google.cn页面的结尾处经常会看到“据当地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这句话。这句话不起眼，但是够有性格的，尤其是摆出“政策”两字，联系到这次宣布退出的理由，看来Google积怨已深。这个问题对于长在红旗下的国人来说很敏感，我们先从不敏感的角度说，政府如果不是蓄意要整垮Google的话，审查对于所有的同类企业应该是公平的，百度也会面对同样的约束，这不是企业做不好的理由。我们再说敏感问题。1996年，我还在大学念书，当时在校园里遇到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校长田长霖教授，他讲到曾经几次与李鹏总理谈到互联网的问题，总理向他咨询中国是不是要全面引入互联网，他说“利大于弊，应该引入”。这几个字其实含义是很深的。这十多年来，我们既看到了大的惊人的利，也看到了不容忽视的弊，早逝的田教授的确远见卓识。这也说明中国政府对待互联网的分寸，一方面是顺应历史潮流，一方面是有所保留。Google不是惟一的在中国市场发展的外国企业，遵守当地法律和政府规定是首先要做到的，试图挑战这条红线大可不必。

总之，价值观、政治、法律都不是问题，而商业利益才是惟一的问题。假定目前谷歌在中国市场份额上不输百度，盈利可观，它怎么可能因为它所说的理由离开这个市场？如果它最终没有撤离，也同样是因为它看重未来的巨大商业利益，什么价值观、社会责任、对中国网民的承诺，都是扯淡的事。为什么说扯淡？这几年谷歌和百度较劲的过程中，谷歌已经在改变它的所谓价值观，谷歌搜索结果页面的左边也没有它自己说的那么干净。（关于两个公司搜索页面的情况，详见我的另一篇主旨是揶揄央视的文章http://muyunwu.blog.163.com/blog/static/188016982009461492707 ）

所以，我认为Google不会走，走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也许不是百度在偷偷乐，而是那个非要取名“病”的公司的机会。

慕云五

2009年12月27日晚，管理学家杂志的全部同事（海宽、思雨因故未来，遗憾）汇聚到京郊百望山下的一处别墅里，举办了2010新年晚会。和央视春晚比，同事们自编自演的节目算不上专业，但在我看来，却比春晚有意思的多。下面记录我对部分演员的印象。排名不分先后。

邓中华

首先要说主持人邓中华，他的精彩串词让我倾倒，从业十多年，稿子看了万八千，没见过那么多内容充实、个性化十足的排比句，时光倒退2000年，其水准应该不输扬雄班固，但我倒是乐意他踵武左思，带领编辑部，让我们的《管理学家》也能洛阳纸贵。

赵敏

在名校南开混了几年，轻松拿到管理学硕士。执掌《管理学家》学术版，赢得高校教授普遍肯定。其语速和语量在编辑部中无人匹敌，当然其超前于语言的思维也令人难望其项背。她选择了具有津门特点的节目绕口令，让我们终于明白其超强语言能力的训练秘籍。

汪洋

President同乡。唱泰州方言版的双节棍，一向低调内向的文人，终于爆发其诗人本质。在周杰伦的启示下挑战了赵敏的语速。歌曲中间插入的“我宣布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让特色演出终成完璧。可当作周立波的教材。

张群

地道北京妞，能发地道美国音，能拽地道成都嗲方言。杂志社最清纯最年轻的可人儿，做出了最出位最令人心动且身动的表演。由于节目评审团未能完全坚守独立评判，受最近大环境例如手机互联网行动的影响太多，使其屈居二等奖。

江涛

编辑部集体节目“群魔乱舞”的领舞，其节目准备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延续了其写稿的习惯，其演出过程的能量放射给自己惹了一身汗，但是收获了一等大奖。评审团成员平日关注经营和绩效成癖，一贯认为事业成功需要辛勤的汗水换来，此奖项除了考虑节目质量，似乎也有这层隐喻。

老寇

作为山东快书的演员，透出了专业水准，我试着摆弄了几下那两块月牙状的铜板，还真不听话。他还担任本场晚会所有语言类节目的总撰稿（令诸多吃文字饭的同事们肃然起敬）和总导演。美中不足有二，第一，显的，他没有通常这种人该有的大胡子；第二，隐的，他没能借机潜规则一把。

张悦

对于没有经验的非专业小品演员来说，本色出演是并不容易的事情，他做到了。惟其如此，其恍若真实的经济不景气背景下的哭穷台词，让坐在台下的我如芒刺在背，好在大家都认为明年的薪水会有比较好的预期，让我们共同把这张大饼从画上搬到各家各户的锅里。

正好，作为全文的结束。

《管理学家》杂志正式出版进入第5年。

所有已经出版的61本杂志叠放在一起，已经接近一个成年人膝盖的高度。

虽然距离“著作等身”差距还很大。

但膝盖是人体中最强有力的运动枢纽，它将人体对大地的接触传导上去，将行走的力量传递下来。

我们在创刊时就立志要成为中国管理学术界和实践界的桥梁，也是枢纽。

如果说创刊的第一年我们的积累到了踝关节，确立了基本风格，那么今年将是我们至关重要的一年。

2005年中，有位财经传媒的前辈曾经对我说，一本杂志三年不死就可以做下去，五年做好就可以成为事业。

在这四年中，我深切感受到事业发展的艰辛，

但同时也体会到坚持信念的力量、积累的力量以及团队的力量。

对于即将到来的2010年，我们已经做好了快速发展的准备。

我们将更有实力实现我们的使命：

为中国的企业发展、管理水平提升做出贡献。

慕云五

大栅栏开街有段日子了，一直没有去过。毛泽东诞辰纪念日那天，陪父母亲去逛大栅栏。

由于常去琉璃厂，所以先到琉璃厂东街的戴月轩看了看。适逢有人慕名来店订做毛笔，显然不是行家，分不清羊毫还是狼毫，只说给人送礼，服务员碰到大客户自然热情，一个劲地把人家往好笔杆上带，什么紫檀、象牙之类的。这当然不算骗，真正用笔的人关注笔毫，而送礼选个好笔杆，也难说不是好钢用在刀刃上。最后三千元做一对，成交。

我看中一套三支紫毫、狼毫、羊毫的小楷笔，标价280元，不能还价。价钱还算可以（前提是果然好用）。我并不缺笔，但是一支好毛笔常常能给人带来好心情，这和女人不断买化妆品和衣饰是一样的。拿着这几支笔，我脑子里呈现出《黄庭经》还有《汲黯传》的形象，提出试用，哪怕是泡开蘸水感觉一下，答复是不许试。我只好作罢，走出店门。《黄庭经》和《汲黯传》的印象就消失在寒冷的琉璃厂东街上了。

       沿街东行，又穿过一条胡同，就看到大栅栏了。街面焕然一新，虽然是准备复古的，但还是隐隐的有那么一丝水泥钢筋的坚硬感。由于前一周同事曾经采访内联升的董事长程先生，有亲切感，我们就先走进这座三层的装饰富丽的店堂。招牌是郭沫若题写的，郭老虽非书法大家，但是爱题字，也写得好看，见过不少，印象深的是半坡遗址。而眼前这个招牌却并不完美，因为他忽略了招牌的作用，招牌得让人好认啊，要不是借助旁边的文字说明，一般人很难读出这三个字。当然，这也许也是个特色。

       一层是内联升的专卖店，二层只有一排柜台属于内联升，其他的是别的厂家的柜台，三层是展馆，没有开放。一层进来右手边陈列着该店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做的鞋（复制品）。这个广告的力度实在大。总的来说，内联升的鞋定价不算高，属于正经做生意而不是在旅游点宰客的类型，先前的亲切感就转为好感了，于是买了两双鞋。其中我自己选的传统布鞋（千层底的）下面还贴了一张淡黄色的胶皮，解决了手工纳鞋底容易磨坏的问题，这应该是创新的，不算贵，一百多。母亲挑了一双皮棉鞋，试穿挑选好多次，服务员的态度很好，没有一丝怠慢，弄得母亲还觉得不好意思。

陪父母亲出来买东西，我最大的心理障碍就是服务员的态度，因为母亲一向节俭谨慎，会反复挑选，如果遇到服务员态度不好，甚至还出言讽刺，我心里就十分别扭，不能嗔怪母亲，因为这毕竟是消费者的权利，又不愿和差劲的服务员理论，因为跟这些人无理可讲，我也没有义务免费培训这些没有出息的从业者。

在内联升留连很久，又依次去了瑞蚨祥等处，瑞蚨祥建筑印象深刻，虽然规模难比现在的大卖场，数十年前有这样的店面，很了不起。走了十几家店，感觉大栅栏的商品和服务跟不上建筑和环境，也许还有待时日。

题目叫一点遗憾，现在点题。刚才还说内联升的招牌不好认是个小缺点，现在再看，已经算大栅栏数一数二的招牌了。很多店的招牌都采用印刷字库里面的隶书体，难看！没有文化！那些招牌点缀在大栅栏建筑里，真有种老鼠屎掉进高汤的感觉。就连瑞蚨祥壁间的一块碑文也用字库楷体雕刻，真是遗憾。建议有关部门请一位真正懂得传统文化、了解传统招牌、懂得书法审美的人帮助咨询，开街不久，亡羊补牢尚不晚。否则，就会向更多的慕名前来的八方游客继续献丑。

当年鲁迅就是常常逛完了琉璃厂再到大栅栏，假设他老人家今日重游，我想，他绝不会像当年一样流连四百多次。他也许宁肯躲在阜成门内的胡同里叼根中南海烟，上上网。

    金融危机就像流感，不提前通知就来了，弄倒一批人之后就会一走了之。从流行病学的角度看，总有些特定的人群会中招。宏观调控手段就像流感疫苗或者感冒药，作用有限。但是，面对杀伤力如此强大的疫病，毕竟多数人是不会倒下的，他们凭的是身体素质过硬。金融危机中，企业要想获得长远发展，管理水平的提升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来说，尤其要把提升管理水平的重点放到中层和基层环节，为什么呢？这几年老板们都进修了MBA课程，实践加理论，提升了不少，可是怎么对待基层的管理水平提升呢？有些企业买几千本教育员工乖乖听话的励志小册子，要执行，要听话。执行没错，听话也没错，但是基层的管理者如果没有得到充分授权，没有自主意识，没有管理意识，是很难把高层的正确方向转变为高效率的执行的。一位担任央企高层职务的管理专家曾向我表示：“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公司的高层管理者目前可以和波音、空客的高层在一个水平线上对话了，可是人数众多的中层和基层的管理人员差距还很大，这是企业发展的瓶颈”。中国制造业企业过好日子那阵儿，机会比效率重要，订单比质量重要，但面对金融危机日子不好过了，能够借此恶补一下管理课，多年后回头再看，金融危机也说不定是个好事。

    徐明达老师的新著《怎样当好班组长》，就是一本面向基层管理者的读物。他也是《管理学家》杂志的专家作者，十分感谢他给我机会在这本书前写一段话。

    如果不做一个生产和质量管理专家，徐明达老师其实是可以做一个画家的，我有幸欣赏过他的山水和速写作品。艺术的感性和管理的思想性、技术性在一个人身上同时体现出来，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他为什么如此受到学员的欢迎。徐老师画画讲究写生，这和许多靠临摹芥子园起家、凭临摹四王山水成家的画家大不相同，他的艺术积累是通过观察获得的，同样的，他对生产和质量管理的宏大积累也是得于对各类企业现场的观察及实践。

    《管理学家》杂志曾经系统介绍过泰罗、吉尔布雷斯、甘特等一大批动作研究的管理大师。而这些奠定了科学管理基石的伟人都是从观察和实践开始的，他们对效率的追求到了痴迷的状态。吉尔布雷斯通过研究，把砌砖的动作由18个变成5个，工人每小时砌砖的速度从120块变成350块。特别巧的是徐老师在本书中提到他在一家食品企业帮助员工把包饺子的动作从十几个减为3个，效率大增，每人每天包饺子从50盒提高到300盒。吉尔布雷斯本是一位建筑商，他研究砌砖比较容易理解，而徐老师并非食品工业的专家，他曾经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机械工程专家。当然也好理解，追求效率、改进质量其实是一种难得的也是非常必要的习惯，对于不怎么在乎细节和效率的国人，尤其重要。我认为，这才是读本书最应该学习的精髓。通过阅读这本来自于中国企业实践经验总结的，面向基层管理者的著作的同时也是在进行一次泰罗主义的启蒙。

    当下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中国的很多企业普遍缺乏科学管理的洗礼。如果有那么一天，让任何一位爱学习的管理者随口举出三个管理大师的名字，除了耳熟能详的德鲁克、科特勒，我真的希望你能说出——泰罗！

是为序。

《管理学家》杂志执行主编 慕云五

2009年3月于北京

 新闻报道说北京有百万国庆志愿者已经开始服务。10年前我也是一名志愿者。

当时我在一中央级事业单位工作，接到上级指示，要从我们单位选派几十个人参加国庆阅兵工作，我报名参加了。建国35周年的大阅兵是在电视上看过的，这次要身临其境，实在很兴奋。

我们每个人得到一个小小的胸牌，上面写着四个字：外国标兵，看了很疑惑，问同事，为什么叫外国标兵呢？答曰：仔细看，是外围标兵。像我这种编辑工作者，实在尴尬。

外围标兵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游行受阅队伍和参观群众之间形成一道人墙。防止出现安全意外。我们负责的地段是西二环和月坛北街的交口。是坦克装甲车等完成检阅出城的路线。检阅军车一般都从东边建国门入城，从西边的复兴门分南北两路出城。下面是点滴的记忆。

子夜的阻拦

国庆之前，记不得一共演练了多少次，只记得每次都在深夜。从天刚黑开始就要就位，差不多几个小时之后才正式开始，在正式开始之前的一个小时就要栏住路口禁止行人穿过。我们实施了很多次阻拦，某次，有个推着自行车的妇女要到二环以内去，说是回家。我们带着很荣耀的国家机器的感觉，坚决地行使着强制的权力，就是不让她通过。看着她无计可施的样子，我心里很自得，平时哪有这种体验啊，妇女唠叨个不停，说有孩子有老人，说着说着哭起来，这些话逐渐打动了我们（我们还不是专业的嘛），于是就去找我们的上级，真正的警察或者解放军，替她说情，还是专业人士立场坚定，坚决不允许。我们只得回来冲她摊开双手。给她出主意：试试别的路口，说不定人家会让她过。看着妇女远去的背影，我想起了孔夫子推己及人的话，感觉自己错了。但是等真的看到坦克通过的情景，心里就踏实了，为了她的安全啊，这坦克太有气势了。

坦克的重量

为了保护路面，坦克和装甲车都更换了非金属的履带，由于太重，只能从二环辅路通过，当它们开到距离我们不到10米的路边的时候，我还是感受到了它的震撼力量。声音很大，地面在震颤。

飞机的速度

国庆那天才第一次看到受阅的飞机。父亲在北京以东一百多公里的一个城市上班，他给我打电话说，飞机编队从他们这里飞过了，大约五分钟之后，这些飞机就从我头顶呼啸而过。这是飞机的速度。昨天从办公室窗口看到了今年阅兵飞机的演练，数了数大概一百多架，其中陆军航空兵的直升机队尤为壮观，感觉比50年大庆的要壮大许多。

后勤的保障

我们单位除了参加标兵的几十个人之外，还有几个人负责我们的后勤保障，主要工作是给我们送吃的，肯德基的套餐。在一个月内吃到如此多的肯德基，直到今天也是没有过的，那以后，就很少吃了。

今年的国庆节我会离开北京，在电视上看，我会着力寻找那些志愿者的影子，他们就是昔日的外围标兵。

　　哈耶克（Friedrick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
　　
　　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1929）
　　Prices and Production（1931）
　　《物价与生产》，滕维藻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价格与生产》，许大川 译，台湾银行出版社，1966（再版）
　　
　　Profi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 And other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fluctuations（1939）
　　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1941）
　　Money, Capital and Fluctuations: Early essays（1984）
　　
　　The Road to Serfdom（1944）
　　《奴役之途》，燕燮焱 译，（香港）火炬编译社，1956
　　《到奴役之路》，殷海光 译，《殷海光全集》卷6，（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90
　　《通向奴役的道路》，滕维藻 朱宗风 译，商务印书馆，1962
　　《到奴役之路》，张尚德 译，（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85（3版）
　　《通往奴役之路》， 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各种书商操作版不计，如京华出版社，2000）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1948）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夏道平 译，台湾银行，1970/（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3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 译，三联书店，2004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Studies in the Abuse of Reason（1952）
　　《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 译，译林出版社，2003
　　
　　The Sensory Order: An I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Theoretical Psychology（1952）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1960）
　　《自由的宪章》，周德伟 译，台湾银行，1974（再版）
　　《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 译，三联书店，1997
　　《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1973-1979）
　　《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Denationalization of Money: The Argument Refined（1976）
　　《货币的非国家化》，姚中秋 译，新星出版社，2007
　　
　　The Fatal Conceit: Or the errors of socialism（1988）
　　《不幸的观念：社会主义的谬误》，刘戟锋等译，东方出版社，1991
　　《不要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种种错误》，谢宗林等译，（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5
　　《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ology（1967）
　　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1978）
　　《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冯克利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哈耶克文集》，邓正来 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Hayek on Hayek: An Autobiographical Dialogue by F. A. Hayek（edited by Stephen Kresge and Leif Wenar，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海耶克论海耶克：对话式自传》，李华夏 黄美龄 译，（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7
　　
　　部分篇目：
　　《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研究性著作：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哈耶克的政治思想》，（美）霍伊（Hoy, Calvin M.）著，刘锋 译，三联书店，1992
　　《知识、自由与秩序：哈耶克思想论集》，（德）格尔哈德?帕普克主编，黄冰源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自由的铁笼：哈耶克传》，（英）安德鲁?甘布尔（Andrew Gamble）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哈耶克与古典自由主义》，（美）拉齐恩?萨丽（Razeen Sally）等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
　　《哈耶克传》（Friedrich Hayek: A Biography，2001），（英）阿兰?艾伯斯坦（Alan Ebenstein）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哈耶克评传》（Hayek's Challenge，2004），（美）布鲁斯?考德威尔（Bruce Caldwell）著，冯克利 译，商务印书馆（世界名人传记丛书），2007
　　《现代资本主义理论：对马克思、韦伯、熊彼特、哈耶克的比较研究》，博托莫尔 著，顾海良 张雷声 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海耶克和他的思想》，殷海光等著，（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
　　《海耶克自由理论研究》，何信全 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海耶克》，陈奎德 著，（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9
　　《自由主义的旗手：弗?冯?哈耶克》，靳玉英著，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自由与秩序：中国学者的观点》，汪丁丁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高全喜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周德伟论哈耶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心智、知识与道德：哈耶克的道德哲学及其基础研究》，马永翔 著，三联书店（哈佛燕京学术丛书），2006
　　
　　
　　邓正来哈耶克研究系列
　　1自由与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1999
　　邓正来：《自由与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法律与立法二元观：哈耶克法律理论的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0
　　3哈耶克法律哲学的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收入2000；并被全书收入2004；例外的是“哈耶克论法治”的1篇译文）
　　4自由主义社会理论：解读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
　　三联书店，2004
　　目 录
　　八年作业：哈耶克批判的前提性准备（自序）
　　致谢
　　第一部分 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论文
　　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研究——《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代译序
　　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自由秩序原理》代译序
　　知与无知的知识观——哈耶克社会理论的再研究（收入1998）
　　法律与立法的二元观——哈耶克法律理论的研究（收入2002）
　　普通法法治国的建构——哈耶克法律理论的再研究（收入2002）
　　普通法法治国的建构过程——哈耶克法律理论研究的补论（收入2002）
　　“社会正义”的拟人化谬误及其危害——哈耶克正义理论的研究（原载《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3年，第2卷，第1期）
　　关于哈耶克理论脉络的若干评注——《哈耶克文集》编译者序
　　第二部分 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散论
　　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问答录（收入2002）
　　《自由秩序原理》抑或《自由的宪章》（收入1998）
　　“闭关”中的思考与幸福——《哈耶克法律哲学的研究》自序（收入2002）
　　第三部分 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研究的附录
　　哈耶克与他的世纪——《哈耶克论哈耶克》导论，Stephen Kresge（收入1998）

还有两本比较权威的研究性著作:
　　1.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yek (Cambridge Companions to Philosophy) (Hardcover)by Edward Feser (Editor)
　　
　　2.Hayek and Modern Liberalism (Clarendon Paperbacks) (Paperback)
　　by Chandran Kukathas
　　Chandran Kukathas (Author)

tjliu 2008-12-12 19:10:22　　来自: tjliu

瑞安地产知识管理案例点评

点评人/慕云五 《管理学家》杂志执行主编

哈耶克在论证市场经济制度优于集权的经济制度时，特别强调了“知识”。其内涵是，当一个组织特别大的时候，如果其所有资源配置的权限高度集中，那么来自组织中的每一个人的知识就不能有效得到传递，从而导致资源配置的效率低下。国家如此，企业亦然。尤其是跨区域经营的企业。

瑞安地产以上海新天地项目而备受瞩目，一个样板能否演化为多个样板，一个成功能否变成多个成功？这是瑞安面临的问题。我们发现，瑞安是从知识管理着手去解决问题的。

在企业中推行一种新事物，诸如信息化、企业文化、知识管理（其实也可以说是企业信息化的更高阶段），最要紧的有四点，第一是来自高层的决心，是真决心而不是伪决心；第二是系统的支撑，有IT的落地，有好的适合的系统设计；第三是全员的参与，第四是要有及时的效果，好的方向不能代替好的结果。这四点缺一不可。让我们对照这四点考察一下瑞安的知识管理之路。

1）瑞安公司最高管理层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并通过公司内联网和年度管理会议上进行认可。于2008年8月1日颁布知识管理制度和规范，首先在上海各项目商务部门实施。然后，2009年7月7日对该制度进行修订，并扩大适用范围至异地开发项目。这个步骤可以说既表明了领导的支持和决心，也同时体现了瑞安做事的谨慎，先在上海试点，再向区域复制，

2）系统的支持分两方面，一是IT的支持，一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对系统的设计。IT技术进步为管理的实施提供了革命式工具，诸如这种复杂的知识管理系统，前人想得到可是实现不了。成熟的协同软件很多，瑞安采用了微软Sharepoint平台实现内部互联。在系统设计方面瑞安通过四步完成，①流程的甄选。与瑞安商务部下属的四个部门知识管理负责人（KC）进行多次沟通，挑选出各部门内适合知识沉淀的业务流程。②通过“知识历程图”沉淀流程中的知识。③面向各部门业务流程的知识分类体系设计。④知识管理体系的完善。由咨询方整理出知识管理制度初稿，由商务部知识管理经理审核发布。咨询方协同组织的培训及宣导对全员参与和认识亦有贡献。

3）有了领导的支持，还需要全员参与。每个人都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习惯，哪怕这个习惯是不好的。企业在推行知识管理制度的时候往往会借助考核手段，有的企业是偏爱大棒的，当然大棒之下也会有好的效果，瑞安就很温和，这跟其企业文化有关。首先确定了参与者的代表，一个关键岗位KC，由于这个岗位是“兼职”的，所以，告诉KC这个工作是重要的，最直白的表述是“领导重视”，而且没有太多事务性的工作。部门的主管起到示范作用，并且由秘书协助完成“知识”的上传。对此，我认为，作为迎接新事物的过度尚可以如此，但真正的表率作用还应该由主管亲力亲为，因为他们相比普通员工应该占有更多的知识，且能够对“真知识”、“伪知识”、“好知识”、“一般知识”有更好的鉴别能力。如果做不到亲力亲为，知识管理再好也只是附庸。

4）瑞安推行知识管理只有一年时间，却已经有了一些及时的效果。首先是通过问卷调查得到员工的认可，觉得这个系统是有用的。其次，上海的经验经由知识管理系统形成手册和标准，为武汉项目所用，为提高效率和员工技能起到了实实在在的作用。

    这几年来，《管理学家》杂志的编辑记者们访问过许多地产企业，有一个突出的印象，那就是这个行业对管理是相当轻视的。有很多地产领导人对此也直言不讳，甚至说，地产企业也许不算企业，而像项目部。而瑞安公司却给了我们一个新天地。

——评盛洪先生《为什么精英重要？》 

慕云五

《为什么精英重要？》是盛洪先生2009年3月14日的一次演讲，发在盛洪先生在新浪的博客上，新浪新闻首页重推的时候，用了《为什么精英比大众重要》这样极易引起众怒的标题。标题党固然可恶，可是盛文还是有值得商榷的必要的。

（1）盛洪先生定义的“精英”或许有点问题。他说精英第一要超越个人利害，第二要道德自律。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乞丐捐款。这样的定义看似跟以往我们理解的“精英”有很大差别，“不是教授、高官”，但是，他后面阐述的精英又不是他这个定义的人群。法学院的研究者，对宪政有促进的人，乃至法官，这些人和超越个人利害道德自律并不具备因果上的相关性。我们看到，盛洪先生说到的精英实例其实是有权力的人，因财产而有的权力，因国家机器而有的权力，以及因话语权而有的权力。而这些人恰恰又是盛洪先生精英定义否掉的那些人。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矛盾呢？也许盛洪先生想说的是：希望精英们要争取做到超越个人利害、坚持道德自律。也就是说，事实上我们的社会中自然产生的这些精英们有道德的缺憾，这也是为什么在公民社会中精英不愿意被称作精英的道理（盛文中谈到的美国总统的例子）。而依据盛洪先生定义的精英，也许零星地存在于民间，而恰恰由于其定义的超越个人厉害、道德自律，他们却根本没有可能成为盛洪先生举例的那些精英，他们不容易获得权力。看看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第十章的文字就清楚了，尽管他谈的是集权主义的情况，其实更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个社会，认识人类。

（2）我认为盛洪先生对哈耶克、斯密的重要观点点得很明确，但不全面，我觉得他不是真的不了解哈耶克和斯密，而是只拿出了有利于他说事的提法，不知道这是不是也算作对思想的“粗鄙化”。当然，我这样说，并不代表我理解的有多深刻。关于斯密，我记得两年前《读书》杂志上有一篇重读斯密的文章，谈的比较深刻，或者不用看那篇文章，把《国富论》拿来，逐字逐句看一遍也一样。我们不能只记得“看不见的手”这五个字就把斯密这样伟大的思想家给一语带过了。关于哈耶克，其实我一直也对建构与自发秩序的关系存在疑问，哈耶克本人也在不断调解这对矛盾。经过长期思考，在我看来，“建构”只是一个点，而“自发秩序”是一条线，看你站在多高的视角看问题了。换句话说，在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下，“建构”是相当多个“时刻”的独立事件，而“自发秩序”是连续“时间”的规律。我觉得这样说是可以把所谓“建构”和“自发秩序”这个对立消解掉的。

（3）“科斯为什么对？”根本就不是个问题，论述没有意义。当盛洪先生向科斯求解“你是不是也是建构主义者”的时候，科斯一句“工程师设计汽车”的回答很精妙，其内涵可以用我上面提到的建构和自发秩序关系去解释。一个工程师精英可以独立“建构”一部汽车，而100年的汽车工业发展史却不是某个或者某些个精英设计出来的结果，而是“自发秩序”。得到这个答案，还费什么劲研究“科斯为什么对呢”？

（4）我们回到精英建构。这个世界需要精英，像哈耶克、斯密以及中国本土的哈耶克、斯密的宣道者茅于轼先生，他们都是精英，也符合盛洪定义的不计个人利益、道德自律。然而还有另外一些精英，他们不仅有思想（姑且不论其思想是否有害），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有权力。这两类精英，我姑且称前者为A精英，后者为B精英（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名字作区分）。前者不否认建构，但是坚持“自发秩序”，后者往往容易有过度建构的倾向，从而对社会带来损害（尤其是不加约束的权力）。而前者代表的意见如果和后者代表的意见能够在一种环境下可以起到制衡的作用，特别的是前者主动制衡。那么这个社会才有可能不会受过度建构而损害。这个环境就是公民社会。所以说精英并不重要，而这个环境更重要，不管是三权分立、还是两院制衡、两党制衡也都是这个意思。

（5）关于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问题。市场经济是自发秩序的产物，我相信市场经济也可以涵盖了市场失灵。究竟市场失灵是“建构”导致的，并用“建构”去纠正？（这其实就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未受到“建构”干扰的市场失灵，不经新的“建构”干预，又会回到市场不失灵？这两个问题不难回答，但是两种精英的答案肯定不一样。

我以为，精英重要不重要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精英重要？
—— 2009年3月14日在三味书屋的演讲

           盛洪
 主持人：各位朋友下午好，今天我们邀请了盛洪老师来为我们演讲。盛洪老师是北京人，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86年和90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相继获得经济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盛老师对经济学各领域有广泛的兴趣。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他先后致力于宏观经济理论和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产业经济理论和中国产业政策的研究，制度的结构、起源和变迁的研究，文明的冲突、融合与整合问题的研究。盛老师有上百篇研究成果分别发表在各种研究刊物上。1987年以后，他又注重介绍和翻译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献，组织翻译了罗纳德·科斯教授的论文集《论生产的制度结构》。近年来又主编了《新制度经济学经典论文集》《现代制度经济学》。他的专著《分工与交易》是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尝试之一。专著《治大国若烹小鲜》，是用制度经济学分析政府的学术努力。他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和论著《寻求改革的稳定形式》代表了过渡经济学领域的领先水平。他的随笔集《经济学精神》和《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演讲集《为什么制度重要》透露了他普及经济学的努力和对文化、道德问题的关注。他的文集《为万世开太平》则交织着理性主义的冷静思考和关注天下未来的文化激情。他与蒋庆的对话集《以善制善》和与雨燕的对话集《旧邦新命》则将这种文化激情转变为对中国文化复兴的努力。盛老师今天为我们讲演的题目是《为什么精英重要》。下面就请盛老师演讲。

盛洪：我对精英的基本定义，一个是超越个人利害。很多人认为精英可能就是大款啊，政府高官，教授啊这些人，我觉得不是。我认为一个人只要能超越个人利害就可以被看作精英。我举个非常极端的例子，比如说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有个乞丐，他拿讨来的钱去捐款，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精英。因为他已经超越个人利害了。所以要成为精英，不见得你要有什么地位，你只要有这颗心就够了。这是第一点，超越个人利害。第二个叫道德自律。这个社会有了这样的一些精英，他们约束自己不去侵占不易监督的公共资源，社会才不至于不能运转，才不至于崩溃。这是精英为什么重要的原因。

现代主流思想：精英无用

    近代以来，至少在1949年以后，中国的主流思想是精英无用论。从学校教科书中我们接受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它告诉我们是人民创造了历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谁要是讲精英比较重要或很重要的话，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大逆不道的，甚至会被抨击为历史唯心主义等等。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有另外一个主流思想，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现在有的人把它叫作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主要的主张是，强调个人的重要性。西方经济学有一个说法叫个人主义方法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判断成本和收益，在判断幸福和痛苦的时候，判断的基本单位是个人，而不是其他单位，不是家庭，不是集体，也不是国家，这叫做个人主义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假设人是理性的经济人，由于每个个人都根据自己对成本收益的判断采取行动，趋利避害，大家为自己能生活得更好而努力，这样做的结果就形成了亚当·斯密讲的非常著名的“看不见的手”。这个道理应该说有非常普遍的意义。“看不见的手”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叫“自发的秩序”，这个词是哈耶克经常讲的。它的意思是，大家不要有什么特殊的目的去构造一个秩序，大家自然而然地、按照自己趋利避害的本能去选择就行了，结果就会形成一个秩序，这个次序是自发形成的秩序，而且是好的秩序，这样这个社会自然就会更好。

    还有一个由此引申来的看法，我这里叫狭义民主。什么叫狭义民主呢？狭义民主就是我们中国人对民主的一般理解，就是投票民主，就是一人一票，这样达成的结果是最好的。它的来源跟前面讲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自发的秩序的来源基本是一致的。狭义民主的逻辑是，在人们表达意愿时，每一个人都不会赞成对自己有害的事情，而人们会赞成至少对自己没有害处的事，这样的事对某些人或其他人可能会有好处，合成的结果就是不会对所有人有害处。这个逻辑导致的一个结果是，这个社会只要所有的个人按趋利避害的原则去判断，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一个好的制度或结果。由此推下来的结论是，既然这个社会能够通过大家为自己的幸福、为自己的富裕努力而达致最优，那还需要精英干嘛？所以这个问题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很早就体会到了。在90年代初，小平南巡以后，大家都很高兴，因为我们终于走向市场经济了。但同时大家也有一种感觉，既然走向市场经济了，大家都可以自由选择了，我们经济学家就没有用了。这种思想也会导致精英无用论。

    今天大家接受的都是主流教育，不是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就是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有主流思想的人基本都是持这种看法。这样就形成一个文化潮流，这个文化潮流不仅存在于中国，而且存在于全球各个国家，包括美国。比如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一般都不敢说自己是常青藤大学毕业的，也不敢说自己在校学习成绩很好，而要说自己是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学校上完学，学习成绩也很差。他们这样说就是要表明自己不是精英，而是个普通大众，实际上就是要跟所谓的精英拉开距离。

    天则所去年开过一个讨论精英和民粹关系的研讨会，来的学者都反映这个问题，就是大家都不敢自称是精英，因为自称精英会被人嘲笑和蔑视，所以即使是精英也要装得老粗一点。这样的思想就导致近代中国的粗鄙化过程。

    与粗鄙相对的是优雅，优雅虽然不是精英的核心特性，但它是精英核心内容、核心思想的表达形式。由社会的粗鄙化可以间接来看社会的非精英化。有一件事情我印象比较深，那是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那时我还是个小学生。有次我在公共汽车上，在一站上来两个比我稍大点的女孩子，大概是初中生或者是高中生。她们穿着一身国防绿，戴着红袖章，一看就是红卫兵。她们上车以后就开始念一些造反宣言，每念一句都要加三个字——“他妈的”。但是她们这三个字说得很不熟练，听着感觉很别扭，一看就知道她们没怎么说过。但是为了表示她们是造反派，很大众，所以她们要把“他妈的”加进去，以表示她们的革命性。这虽然是个很小的故事，但反映了社会非精英化，或者说粗鄙化的一种外在特征

我到全国各地时也会看一些地方志，从地方志上也能看到这种粗鄙化的过程。我们中国很多地方的地名，包括乡村的名字在明清的时候都是很雅的，我猜想这些名字大概是一些考取功名的人给起的，比如叫崇礼什么的，一看就知道都是来自儒家文化的。但这些地名也都在不断变迁，后来那些优雅的名字慢慢地就不见了，就剩下什么西旮旯村之类的，都是些很没文化的名字。这种地名的变迁其实也是文化选择过程，它也反映了社会粗鄙化的现象，而粗鄙化过程又反映了精英无用论作为文化主流的文化现象。

科斯的精英思想

    科斯是个经济学家，曾在1990年获得诺贝尔奖，科斯不仅在经济学界很有名，在其他领域也是如此。退休前他是芝加哥法学院的教授，我在1993—1994年时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跟他在一起待了半年，当时每个礼拜跟他讨论一次问题。我当时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科斯有点违反我们上面说的主流思想。何以见得呢？从他的诺贝尔奖演讲中的一段话就可以看出来，在演讲中他说：“人们显然向往的是这些权利应该配置给那些能够最富生产性地利用它们、并有激励去这样做的人。并且为了发现并维护这样的权利分配，权利转移的费用要低，这需要法律上的明确和法律手续的简化。由于只有在一个适当的产权并且被实施着的体系下才会达到这样的状态，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如此之多的法学家（至少在美国）发现，探索这样一种产权体系的特征是一项令人着迷的工作，以及为什么‘法和经济学’的研究会在美国的法学院中兴盛起来。”

    那么这段话有什么问题呢？这段话说明科斯违反了我刚才说的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个人主义方法论。按照个人主义方法论的逻辑，我们不需要精英来研究、设计产权制度或者其他制度，因为这些制度可以在个人互动中自然形成。这种制度形成过程的比较标准的形式，就是另外一个曾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布坎南所讲的，用投票方式来选择制度或者制度的变迁。用投票方式选择制度时，必须遵守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叫一致同意原则，即必须让所有相关的人来投票。理论上，所有人都同意的制度，就是更好的制度。这种思想就是个人主义方法论。而科斯的讲法违反了这一点，他要求法学院的学者研究并提出会不会有更好的制度。布坎南对科斯有很多批评，他认为科斯的这些方法没什么特殊的，并且都已经被他的方法包括进来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科斯的思想就有点违反所谓个人主义方法论的主流。

    他另外还犯了一个忌，就是他提出由法学家搞研究也不符合哈耶克讲的自发秩序。自发秩序和个人主义都属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基础理念，与自发秩序相对的是建构主义。建构主义就是说由一些哲人、精英来设计一些社会制度。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建构主义是犯忌的一件事情，那么科斯是不是也在搞建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于是一次我就拿着科斯的获奖演讲的那段话跟科斯讨论这个问题，我说你这话有点精英主义，我的言下之意也有你违反了个人主义，你的思想是建构主义思想。科斯听了就挺不高兴，他说我这怎么能叫精英主义呢？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一个工程师设计一辆汽车难道也是精英主义吗？科斯做出这种反应就促使我思考：科斯对在哪里？

“法官裁决”的例子说明了精英的重要性

    后来回国后我就写了篇文章，叫《法官裁决和公共选择》，是一篇比较学术性的文章，很短，就几千字。但我认为这是我很重要的一篇文章，不仅在我写的时候觉得重要，而且在十几年以后的现在我认为它更重要，因为就在几年前我突然发现这篇文章还有一个作用，它能推导出精英为什么重要。在这篇文章里我解释了一下为什么科斯是对的。我的思路是只要找出一个反例，这个反例不能按照个人主义方法论去推理，也不是按照自发秩序推理，但它是有效率的，这样就能说明科斯是对的。这篇文章中就讲了这样一个反例，用比较学术的话叫“外部侵害场合”。最直观的例子就是两辆车撞了。撞了以后怎么办？我们先假定没有什么保险公司，那就只能靠两人谈判解决。在谈判中，被撞的一方认为自己至少损失了1000元，因此要求对方最少赔偿1000元，撞人的一方认为被撞的人的最大损失只有500，所以坚持只赔偿500元。（在这里我们的前提是双方的要价都是出自真心的，不存在讹诈问题。）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可能达不成交易。其实在市场中达不成交易的有很多，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买卖一台电脑，卖主要卖15000元，而买主只出10000元，双方经过谈判最终以10000—15000元之间的任一价格达成交易，这样的交易符合一致同意原则，双方都认为达成交易对自己有好处，这样的交易也是有效率的。但也有可能卖方坚持要卖15000元，而买方坚持只出10000元，因为双方底线相差太远，最终这个交易就无法达成，最终双方只能转身走人。在市场中这种情况特别多。但大家要注意，市场中没达成的交易也是有效率的，这也是市场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但是在这种撞车场合中，双方不能说因为达不成交易就转身走人，因为双方之间已经产生了一种纠纷关系，胶着在一起了。那怎么办呢？只能接着谈判。但这种谈判是有交易费用的。假如交易费用为0，也就是没有交易费用，那就无所谓，那就永远谈下去吧。但是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谈判就不能无休止地持续下去。假定撞人的一方因为无休止的谈判每天损失100块，5天之后就损失了500块，如果再多花一天谈判就不值了。但是因为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只好继续胶着在一起。在市场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就是由一个第三人在500—1000块钱之间给出一个裁断，并且撞人的一方和被撞的一方都接受他的裁断，这样的结果就比双方一直胶着在一起要好得多，因为它有效率。这种情况可以被总结为“法官裁决”。它的特点很明显，它并不符合一致同意原则，也不符合个人主义方法论，但是它有效率。这个反例就证明科斯是对的。

推而广之：精英重要

    其实这里法官只是个比喻，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这个道理可以推广到更宽的领域。外部侵害场合实际上是市场失灵，而整个社会还有很多其他领域，比如像公共领域，它也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两个人谈不成的事，多个人也很有可能谈不成，这是能够想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用这样一种中间裁断的方法解决问题会更好。

    这里的法官不要理解为仅仅是法官，其实这个概念可以推而广之，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社会需要的某一类人，这类人在这里我就称之为精英。社会需要精英的原因有两点：第一个是个人主义方法论不能解决一切，一致同意原则、看不见的手在公共领域会失灵，它不能够覆盖整个社会。经济学有一个的概念叫外部性，比如生产化肥的人赚取了生产化肥的好处，但他污染了周边的环境，那么化肥厂周边的居民就得在被污染的环境中生活，这也就是说环境成本让周围的居民承担了，但这些居民出于种种原因又不能直接从化肥生产者那里获得赔偿。这就是外部性，它也是市场失灵的表现。还有所谓的集体行动，就是说大家要共同达成一个目标，但谁都想搭便车，谁都想由别人去干而自己不出力。比如在过去的一些老式小区里，没有物业公司的服务，要使小区干净起来就是个很难的事。为什么呢？因为挨门串户动员大家一起来扫地成本太高，而且个人也不愿意做这个事情。因为大家都会想我把小区地扫干净了，别人就在那无偿享受，我心里不平衡。所以现实中市场和投票制度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有个叫奥尔森的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总结为经济学第二定律。奥尔森发现其实看不见的手只能说明一部分经济现象，他就把看不见的手称为经济学第一定律。其实还有些时候不是这样的，所以就有经济学第二定律。那么经济学第二定理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有些时候人人为自己，社会会更糟。这是他的结论。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在大家都很爱郊游，郊游的时候产生的垃圾随手就扔了，这是只对个人有好处的。但是因为人人都为自己，那景观就脏得没法看了。那么这里就需要有超越个人利害的人进行修补。所以，社会需要有些人不能像个人主义的人或者理性的经济人那样去行动。如果都像理性的经济人去行动的话这社会就完蛋了，所以这是一点。

    第二点跟第一点是很类似的。我们现在讲制度的时候一般来说都是他律制度。所谓他律就是说人被外在力量约束下被迫遵守制度，无论是在市场中也好，在企业内部也好，在法律面前也好，都是这样的。因为你在市场中不可能不跟对方达成一致就把对方的货物或钱给拿走，那是强买强卖。所以你实际上是受着对方的约束。企业内部也是，企业内部有规章制度，你不能违反企业的规章制度。政府的法律更是如此。所以大家实际上是受他律制度的约束，才形成遵循制度的行为。但是他律的制度不能在所有方面都约束你，个人还有很大的自由空间的。他律制度也不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俗话讲有100条法律就有101个空子。法律是有空子的，市场中也有，企业内也有。应该说大家在制度条文的空间中都有自由裁量的空间，个人不是完全不能选择。因为制度没有细腻到个人要完全按制度去做，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那么在自由裁量空间内个人完全可以往左一点或往右一点。事情往往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更有利于你自己，另一个极端更有利于别人或社会。个人选择哪一点是没有任何人强迫你的，那么这个时候很重要一点，就是在这个空间内如果个人选择得好，会给社会带来好处。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人类社会不仅要有他律制度，还需要自律制度。其实没有一个社会完全是靠他律制度的，自律制度在社会中其实非常重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美国的福特公司在美国有工厂，在德国也有工厂。但人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德国的工厂的生产效率比在美国的高出50%，但两者管理一样技术也一样。后来有一个经济学家就发现，决定在没有老板监督时干多少的主要因素是惯例。德国人的惯例是，我不应该在老板没有监督的时候干得太少，我还是干的差不多点；而美国的惯例就少一些。所以，两个国家的惯例不一样造成生产效率的不同。惯例不一样是什么意思呢?惯例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道德规范，或者是文化传统。所以，德国人效率高，就是因为有更强自律的惯例。

精英的基本定义

    所以，这个社会除了他律制度以外还要有自律才能完整。那么这就导出我对精英的基本定义，一个是超越个人利害。很多人认为精英可能就是大款啊，政府高官，教授等这些人，我觉得不是。我认为一个人只要能超越个人利害就可以被看作精英。我举个非常极端的例子，比如说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有个乞丐，他拿讨来的钱去捐款，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精英。因为他已经超越个人利害了。所以要成为精英，不见得你要有什么地位，你只要有这颗心就够了。这是第一点，超越个人利害。第二个叫道德自律。这个社会有了这样的一些精英，他们约束自己不去侵占不易监督的公共资源，社会才不至于不能运转，才不至于崩溃。这是精英为什么重要的原因。

布坎南：“一致同意”原则有问题

    布坎南也是经济学大师，我觉得他跟科斯不相上下。他1987年获得诺贝尔奖，是因为他把主流经济学的这套个人主义方法论应用到了政治领域。他的成名作叫《同意的计算》，这本书已经翻成了中文。布坎南的理论的基本逻辑是，如果是所有人都一致同意的事情肯定是最好的事情，他也是因此而获得诺奖的。但其实他在获奖前就已经发现一致同意可能会有问题，所以他在七几年的时候出了一本书叫《赤字中的民主》。他考察的是美国的赤字问题，他发现美国的国会也好，老百姓也好，有可能大家都一致同意做一件错事，就是搞赤字财政。如果发生经济危机了，政府就要刺激经济，多花钱投资。政府没那么多钱怎么办？就搞赤字。其实搞赤字是向后代人借债，但是大家为了现在，为了自己都同意做这件错的事情，这样做最后会导致通货膨胀。当然对这种一致同意原则布坎南并不认为它是一种达到极致的一致同意原则，因为这只是当代人的一致同意。但没有办法，因为操作者就是当代人，他们不考虑后代的利益，而后代又没办法参加投票，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但这还是他发现的一个小毛病。后来他在获得诺贝尔奖以后又写了好多文章，他称之为诺奖后理论。这些文章集成一个集子叫《宪法秩序的经济学和伦理学》，也就是说他不仅讲经济学还要讲伦理学了，这就很有意思。在这些文章里他对他以前的理论提了一些质疑，那么他以前的理论是什么呢？他以前的理论说，如果我们要通过一个最好的宪法，那么所有的人都要来投票，而且一致同意的才是最好的。而且他还有一个假设叫“无知面纱”，即所有人都不知道以后他到底会成为什么样人，有什么样的身份，这样他在投票的时候就更中立了，他就要选出一个对所有阶层的人都有好处的、最好的宪法。他这个假设是成立的，我们举个例子，比如我们要投票选择围棋规则。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以后是执白还是执黑，那你投票时就会投那个最公正的，你不会投倾向于白的也不会投倾向于黑的。这就是无知面纱的含义。

    但是这里还有个问题，大家要投票选出一个最好的宪法，但你在投票之前总要有个宪法方案吧。他就问：宪法方案由谁来设计？而且宪法是个什么东西呢？宪法就是最大、最重要的公共物品。这个公共物品比刚才讲的扫小区的地要大的多。他又问：要设计一个很好的宪法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进行研究，要对历史上的宪法进行总结提炼，对其利弊得失要进行判断，最后得出一个更好的宪法草案，那么谁会花这么大的力气来提供一个公共物品？他的动机和动力何在？这些问题其实是他在对自己以前的理论提出疑问。然后他就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最开始的答案是，这些人想当领袖，因为领袖后面有很多人追随，感觉很爽，就是回头一看这么多人跟着我，很高兴，就是一种心理效用。其实，很爽在经济学来讲也是一种效用。但后来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宪法不光是当代人的宪法，它还是后代人的宪法，比如美国的宪法就好多代了。那么制定宪法的人死了以后就看不见后代中的追随者了，这也就是说这个理论还是不行，于是他又讲这是因为“身后追随”。但越解释越勉强了。再后来他就运用伦理学来解释，所以这本书名后面就加了个“伦理学”。也就是说他不按照经济学的逻辑去思考这个问题了。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必须要暂时抛弃经济学，于是他就发明了一个词叫“宪法公民身份伦理”。这个理论这样解释这个问题：这些人他就是有这颗心，为了这个社会，他不计较个人利害，他愿意为这个社会去投入。这也就是说，最后他还是背弃了个人主义方法论。换句话来说，个人主义方法论不能解释一切，一致同意原则不能解释一切。所以，最后在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发现还是要靠伦理。

桑塔费学派：社会需要强互惠者（精英）

    桑塔费学派是以美国的一个研究所桑塔费命名的。这个学派的理论被汪丁丁、叶航这些浙江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的一批人翻译成中文。桑塔费学派在美国的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的研究也非常有意思。这个学派认为社会有三种人，一种人叫自私者，为自己的利益不惜违约，损害别人。第二类叫弱互惠者，你跟我合作我跟你合作，但你要坑我，我也没法办你。还有一类人叫强互惠者，第一他跟你合作，但如果你违约了他会惩罚你，而且惩罚你的时候，他不计个人成本，不会像经济人那样理性地计算。桑塔费学派做了这些假设后，又设定了一些参数通过计算机来模拟，也就是所谓的仿真动力学模型。最开始时设定100%都是自私者，然后模拟三千代的演化和变迁。一开始会出现某些扰动，就是会出现一些弱互惠者，还有一些强互惠者。经过三千代的互动，最后会形成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比例。然后他就发现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这个社会只有自私者，那这个社会准会崩溃。因为这个社会中必定有些地方是不能够被市场覆盖，不能够被个人主义方法论和一致同意原则覆盖的，这样社会就会出现问题，而出现问题的地方往往是关键的地方。那么如果出问题的地方也是自私者在把持的话，他会瓦解市场的基础，整个社会因此会崩溃。所以如果一个社会都是自私者的话那这社会就完蛋了。

    第二种情况是演化出了一些弱互惠者，但是没有演化出强互惠者。这些弱互惠者愿意跟自私者作，但自私者坑了他他也拿你没办法。那这种情况会导致群体不稳定，而且弱互惠者最后会被消灭掉。因为社会处于一种悖论之中，弱互惠者跟自私者之间可以合作，但自私者一旦发现更有利可图的时候他会背弃弱互惠者。若干代以后弱互惠者就被消灭掉了。最后就又回到100%都是自私者的状态。这个社会还是要走向崩溃。

    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是可以持续的呢？当出现强互惠者时这个社会才会逐渐走向稳定。这是他们得出的结论。计算机模拟的结果显示，社会稳定时三个群体有个均衡的比例，强互惠者占37.2%，弱互惠者占24.6%，自私自利者占38.2%。这些数字大家姑且听之，因为毕竟只是计算机的模拟。这里的强互惠者是什么样的人呢？其实跟我刚才讲的很类似，他们是有超越个人利害的倾向的人。他们会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可以不计利害地去惩罚违规者。所以，他们的研究也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个社会如果大家都只是一般大众，都是自私者的话这个社会不能维持下去。

精英的特点——以法官为例

    托克维尔写过一本书，书名叫《论美国的民主》。其中有一段讲到美国的司法、法院，他评价美国的法官说，美国的法官或法律服务人群体是个非常独特的集团，他们主要是从英国过去的。在中世纪的英国，法官的地位仅次于贵族，他们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所以，法官群体同贵族一样，有自己的文化传承，也都是有久远传统的社会集团。但近代以来贵族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最终被打倒，但法官没有被打倒。在美国，法官也是有文化传统的群体。他就讲到美国的法官群体是怎么去和美国的民主、美国的国会来抗衡，形成一种美国制度上的均衡。我举个例子，这些人为什么有这种传统。当然我这例子比较单薄，是我的个人经历。2000年我因为一个项目去美国的8个城市走访，与我同行的是法学界的王卫国。走访中我们就经常接触美国的法官。有一次在西雅图到一个法官家去做客，这个法官是专门审一些企业的破产和重组案件的。当时王卫国就问他，你们审案时的律师是怎么定的？法官说是由他自己指定的。我马上就根据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提了一个问题，问他会不会有律师跟你关系很好，或者贿赂你让你去指定他？那个法官就愣了一会，然后说，你这问题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例子很简短，但给我印象很深。我觉得他之所以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他的一种文化传统。当然我并不是说美国的法官都那么纯洁，但是无论如何有这种文化传统的群体总体来看比没有这种传统的群体要好。我最近看朱苏力翻译了一本波斯纳的书叫《法官如何思考》，其中也讨论了这个问题，说法官在判案的时候会受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但其中有个因素是文化传统，这是毫无疑问的。

    其实精英这个群体有个特点，他有跨越世代的知识，法官就是如此。法官要研究判例，尤其是英美法系，是判例法，所以他要读史，不可能只是看当下。因为人的寿命有限，前人就把当时的知识写下来让后人可以看，知识就是这么一代一代累积下来，所以是跨越世代的知识。精英就拥有这些知识，而一般的大众是不需要这种跨越时代的知识，当下的知识就够了。那么有了这种跨越时代的知识，精英就会知道社会制度的后果，因为制度的后果不是马上能显现的。大家知道在很多事情上人的判断是很直观的。举个例子，现在中国很多地方搞参与式预算，比如一个社区的居民投票，是盖文化中心还是扩展停车场，还是加强安全措施，这样的投票表决非常好，因为它很直观。但是很多东西是不直观的，比如制度。一个制度的后果是什么是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能看到的。有的制度可能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才能看到，所以你要有跨越世代的知识才知道这制度是好还是不好。有的制度当下看是好的，以后看是不好的，这种情况都是有的。比如像私有财产制度。大家现在看可能觉得不好，富人那么多钱，把它分了，这种感觉会很好，很爽。但是没有私有财产制度，你的财产也受不到保护，也可能会被分了，你想富也富不起来。所以从长远看才能看到这个制度的后果。精英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他能够对制度进行审查。所以就像哈耶克讲的，现在的立法机关是很晚才出现的，最早的法律就是法官立法，法官通过判案形成判例，最后形成法律。

    第二点是立场超脱。因为法官不是厉害相关人，所以他们立场会更超脱。由于法官这样一套司法系统的出现，实际上使这个社会更富裕了。这是能导出的结论。因为，第一，大家不会把更多的资源无端的放在纠纷和冲突上。很多时候因为没有公正的裁决，人们因为纠纷所投入的资源比纠纷所争议的价值要大得多。说个极端的例子，有的人就因为口角把另外一个人给杀了。但是如果有一个比较公正的裁决，这个问题或许就可以避免。所以，司法体系本身会使社会更有效率。另外公正的裁决会使得社会以后的资源配置会更有效率，比如说有一个法官或者交通警察，对两人撞车做了一个非常公正的评判。这个评判结果会对这两个人以后的开车模式产生影响。如果你真正公正分配他们的责任，那么大家以后都会根据自己对责任的理解去更好的开车，也就造成更少的交通纠纷。如果法官在做评判的时候偏袒有责任的一方，那他以后还会这样开，还会造成交通事故。司法体系提供的是公共利益，它会带来社会效率的提高，那么法官和法律服务人作为一个阶层也从中获得相关的利益。我们知道法律服务人相对来讲是比较富裕的一个阶层，经济上他们一般不会犯错误，不是说法官都不会这样，但他们会更倾向于不被小恩小惠收卖。

    第三就是道德自律。刚才讲到的文化传统、宗教传统能使法官更为追求公正。我刚才讲过，两个人撞车了，法官可以在500和1000之间裁断，但别忘了，可能有一个裁决是最好的。如果一个社会的法官比另一个社会的法官更能公正的裁决的话，这个社会会更公正和更有效率。

    那么怎么能使得法官在这样一个自由裁量范围内做出更公正的裁决呢？我们这个例子中是500-1000块钱，有可能甲跟法官是亲戚，或者他给法官一点小恩小惠，法官在做裁断时就偏袒他，这是有可能的。但这样的裁决是不好的，既不公正也没效率。所以这个社会要追求更公正。那么这更公正，这件事情完全是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范围内。说白了就是他怎么裁决，关系到这个社会的公正和繁荣。那么法官怎么去追求这种更公正？实际上只有靠文化传统和宗教传统让法官去追求做更公正的裁决。波斯纳的那本书也说到，法官确实想努力做好，他要追求这个“好”。那这个“好”是什么，他有他的文化标准。文化是世世代代人传承的有关人和人之间的规范的积累和提炼。那么好的文化传统就是更公正，它能使得法官在自己可以任意裁决的时候裁决得更公正。而这种任意裁决外部人是很难介入的，比如说法官裁决责任方赔750好还是赔800好，这个事情没人能确切地说他做得到底公正不公正，除非他做得很极端。这里裁决的时候是他自己的心在起作用，这就叫自律。

精英的作用——以法官为例

    精英的主要作用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建立社会的宪政框架。刚才讲了，社会最重要的是它的宪法原则、宪政框架，这是基础。什么叫宪法？按照布坎南的说法，宪法就是规则的规则，是生成规则的规则。社会有了这个基础性、公正的宪法，在此基础上制定的法律才能更公正。如果连宪法都不公正，那么由此生成的法律也是不公正的。但是，由于宪法是最大的公共物品，所以没有人能单独提供公正的宪法，因为它需要有相应的、跨越时代的知识积累。哈耶克很有意思，他一方面讲自发的秩序，反对建构主义，但同时他又非常强调人的努力。在提出宪法原则、建立社会的宪政框架的问题上，他强调人要努力。他就讲，宪法原则实际上是从传统中提炼出来的，而提炼的这些人实际上就是精英。他跟布坎南的理论不太一样，他认为最开始是法官通过判例逐渐形成了一些原则或法律，这些法律或原则不断的被提炼，最后由这些精英写成书或者理论著作记录下来；然后再不断地讨论、辩论，最后看看哪些基本原则是更正确的。美国的宪法原则其实是从欧洲的传统中提炼出来的。美国的宪法来自于欧洲的传统，它的思想来自于孟德斯鸠、洛克、卢梭这些人。而且大家知道，其实美国的宪法就是由杰斐逊这些人先提出方案，然后经过讨论投票后形成美国宪法。应该说美国宪法总体来讲是成功的，虽然它也有些毛病。应该说世俗社会中所有东西都不会完美，但美国宪法相对来讲是个好东西。所以虽然哈耶克一直强调自发秩序，但他还是很推崇美国宪法的。当然其实任何社会里的精英的主要作用都是这样的，在中国也是这样。但这作用严格来讲并不是说你现在要马上修宪法。其实是说，精英要做努力，要真正去读跨越时代的知识，去总结经验，去评判这些不同宪法原则的利弊得失，最后来提炼，得出一些自己的主张。他实际上也是在为建立这个社会的宪政框架做贡献，并不是你非得马上提出一个什么宪章。

    第二点，精英在宪政结构的重要领域中要承担责任。这个重要领域就是公共领域或者公职，这里主要强调的是政府这个领域，因为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这个领域的特点就是它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大家知道我们很多政府决策的自由裁量空间非常大，它动辄就可以决定多少亿的资金怎么配置。如果政府公职人员有某种偏私的话，就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失，但是一般是很难察觉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这个领域由一般的人而不是由精英来担任就会有问题，甚至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我所说的一般人指的是只根据自己的利害关系来决定自己行为的人。我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原来的药监局局长郑筱萸，按照我的定义他就不是精英，他只是个一般人，因为他只按自己的利害关系来决定怎么做局长。那么他怎么做局长呢？别人给他贿赂他就给别人批药，然后就派他老婆和儿子跟人收钱去。

    我们知道公职是很难监督的，当然今天中国的监督机制也不够完善；但即使监督机制很完善，仍然会有很多有空子的。美国的监督机制已经很完善了，但也会有很多丑闻出来，而且还有很多没揭发出来的丑闻。所以公职一定要让精英去充任，不能由小人当道，这很重要。还有公共知识分子，他们虽不在政府中任职，但他们要对公共事务发表评论，要有自己的见解，有些人还被叫做意见领袖，因为他会影响公共舆论。我觉得这些人也很重要。因为他们说的话确实会对公共事务产生影响。假如一个人心里就是为了自己，然后他说我是为了大家，然后对某些公共事务发表评论，那可能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我也经常听有些人振振有词，说这个政策好，那个政策不好，因为这个政策对我有好处。我觉得这种话可以私下说，但不能写出文章，贴在网上或什么地方说是在讨论公共事务，因为这是一般人的逻辑。对你有好处就赞成，没好处就不赞成。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可以的，但对公共知识分子来说就不能这样说。这两者要区分开。但在中国很多自认为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不分。公共知识分子要有内在约束，尤其是一些很有影响的人，更要约束自己。他只能根据一个政策是否对社会有利来判断是否正确。

    我觉得任何一个比较成功的国家，其宪政结构中的重要领域都是由精英掌握的，小人当道是不行的。以美国为例，当然我并不是说美国就多美好，但美国确实有很多相对好的地方是我们应该学的。比如说美国的政治结构，其实它不是一人一票的狭隘民主。现在有些人老说民主就是一人一票，说这是纯粹的民主或者绝对民主。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错的，而且真正成功的民主也不是这样的。比如美国的民主是所谓的三权分立，他的立法机构，也就是议会，不是都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它有参众两院，众议员是是按人口比例由选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但参议院是每个州两个名额，这就不是按人口比例由选民一人一票选出的，所以参议院更多的有这种精英成分。英国也是两院制，但它的两院制度跟美国的不太一样，它的两院制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上院是贵族、大主教什么的，也不是选出来的，可以说都是些精英。所以，两院制有其好处。还有就是美国的司法体系，美国的司法体系基本就不是一人一票了。它的司法体系基本上是精英当道，而不是谁选的。比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是总统提名，议会批准，而且一旦当上大法官那就是终身制，这是美国司法的特点。这种程序可以说是对法官能力的判断，也包括对他道德的判断。因为大家知道一个人道德上有毛病的话，在议会批准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提出来的，议会就有可能否决提名。其实总统提名大法官不是都能通过的，很多时候通不过不是因为这个人没有知识，而是因为这个人道德上有毛病。选总统也是这样的。所以，在美国的政治结构中，大量的位置是由精英占据的。（编辑：陆思同）

    苏州工业园的名称听起来像个工厂林立的工业区，而事实上，这是一座新的城市，新，自然与苏州老城的老不同，与其他现代化新面貌的大都市也不同。城市就是花园，建筑方正精致，像苏绣的细腻，像评弹的闲适。城市布局十分大气，是面积感的大气，而不是上海、北京那种体积感的大气。

    六月底，我在苏州工业园见到两位台商，一位叫蔡丰赐，是神基科技神达电脑的董事长，另一位是富鑫投资的董事长邱罗火。都是六十多岁，都是交大的校友。在他们看来，位于新竹的交通大学无疑是台湾最好的大学，因为代表台湾地位的IT产业领袖大半出自该校。他们二人也是这些领袖中人，蔡丰赐堪称代工大王，后来转型自有品牌，我曾经用过一款神达的导航手机，算是他的客户了。邱罗火早年长期服务于工研院，类似于我们的中科院，更偏向应用科技，四十几岁投身于IT产业的投资。

    两位事业大成，又天真风趣，邱罗火更健谈些。我问他们怎么看大陆的IT产业。二人态度一致，对大陆IT产业不重视研发和生产表示不解，认为台湾在这一点其实领先很多。对他们的说法我也表示认同，究竟什么原因呢？

    邱罗火说其实两岸的起点差不多，新竹的科技园作为一种特区和深圳特区建立的时间差不多，第一，有爱国心；第二，勤奋；第三，政策；第四，台湾市场太小。

   爱国心。

对这种提法我很感兴趣，邱表示，当年他们大学毕业赴美留学，看到美国的先进，中国的落后，心里很着急，不仅抓紧时间刻苦读书，还要留意多学点有用的东西带回祖国。特别是他在工研院工作的时候，感觉尤甚。

   勤奋。

按照邱的说法叫“7-11”（他用英语念的），不是那个便利店，是7点上班，11点回家。蔡丰赐先生也点头，“7-11”是他们的共同语言。勤奋没什么可说的，罗马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关于勤奋，有两个故事为证。其一，邱说台积电投资上海的晶元工厂，其成本高于台湾，不是为了省钱，是为了布局。为什么？不是大陆人力成本低吗？邱说：台湾工厂是“7-11”。哦，我明白了，虽然人家工资高，但是人家一个顶仨啊。想起刘永好的一句话，中国企业用最低的个人工资，担负着最大的成本开支。算作互证吧。其二，就在眼前，蔡邱两位都过了退休年龄，不久前都做过大手术，邱开颅、蔡开胸，但是两人依旧在勤奋工作，蔡先生笑谈，儿子总想接班，他就是不让。

   政策。

在蒋经国时代就开始了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的特别优惠政策。我们大陆这里只是头几年免税，台湾那边是不断免税，当然有个前提，你的利润必须再投入进去。这个政策好就好在导致企业会选择不断对研发投入。

   台湾市场太小

因为市场小，所以要到国际市场找买家，这应了我在另外一篇文章说到的，国际化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蔡先生仔细历数了他们是怎样开拓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市场的。当然，无外乎先拼性价比、再树品牌，和日本家电企业以及中国的华为一样，是真正的国际化。

看了这几条，终于明白为什么全世界的电脑多半出自中国一个省，台湾。

访谈是在“思源中国、创智SIP”两岸交大校友大会快结束的时候进行的，噪声很大，但是大家仍旧谈兴甚浓。

期望这些阅历丰富的台湾企业家们能够把他们的经验与更多的大陆企业家分享，《管理学家》杂志应当做好中介服务。

最近在百度上搜索“管子”一词，第一条是某个卖各类管子的公司网站。不禁笑出声，又试了试“孙子”，这下好了，第一条的确是孙子那个人，还算准。因为没有哪个公司卖“孙子”的。使用百度的个人经验是还要小心看看条目后面是不是有“推广”字样，如果有，就绝不会点。一来，不会是有用的信息，二来，给那些企业省点钱。据说点一下，企业就得付费，而且付费不少。google的李开复曾经说过，他们在左边一栏都是根据网站的影响力实际去排的，商业的部分在右边，不像baidu是左右全商业。好佩服google啊。不过……

碰巧想查一查“静脉曲张”是怎么回事。先百度一下，果然，头四条都是医院的广告，要想弄清楚这个病是怎么回事，还得向下看。不看了，直接去google，没想到google的头三条也是医院广告。只不过，这三条都加了明显的底色，不像百度只是在条目后面藏两个小字“推广”。可是，一般网民谁又知道这个底色不是着重的意思呢？又去google的英文站用英文查了查“静脉曲张”，干干净净，前面几条都是这种病的专业定义和解释，如此看来google的中文版是向百度低头了，李开复的底气不存在了。

在此郑重爆料，建议央视有关记者揭露google这种类似百度的没有公信力、误导网民的丑闻，那样，在2010年的央视春晚上，让开复博士露几面，再收google4000万！

背景资料

赞助4000万就为春晚露脸？

　　《南方都市报》报道，帖主“1000000000001”介绍说，百度首席财务官（CFO）李昕晢近日不慎爆出百度春晚内幕：在百度《2009年第一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李昕晢确认百度向央视赞助4000万。

　　率先注意到这一点的实际上是高盛分析师詹姆斯·米歇尔（James Mitchell），来源则是百度2009年第一季度财报。

　　北京时间4月28日（美国东部时间4月27日），百度在美国股市收盘后发布了截至2009年3月31日的2009年第一季度财报。当晚，百度管理层举行分析师电话会议，解读财报要点。据了解，当天出席会议的除了百度CFO李昕晢，还包括CEO（首席执政官）李彦宏、COO（运营总监）叶朋以及副总裁沈晧瑜。

　　而李昕晢就是在当天晚上就分析师提问时作出上述回应的。当时詹姆斯·米歇尔提问称：“第一季度你们向CCTV‘赞助’了4000万元，这些支出是否计入总务和行政支出？”

　　对此，李昕晢并没有直接肯定或否定。她只是解释称，“上个季度，我们发布的预期就包括了人民币4000万元的营销相关支出，这些支出绝大部分用于CCTV。第一季度总务和行政支出主要与员工和正常活动有关。”

　　而根据百度公布的第一季度财报，2009年第一季度，百度销售、总务和行政管理开支费用共计为2.043亿元人民币（约合2990万美元），同比增长39%。而这一增长主要的原因是“百度为推广品牌相关的营销开支费用增加所致”。

网民猜测与央视曝光百度有关

　　尽管如此，这句“淹没”在近5000字电话会议记录中的话还是引起了网民的注意和猜测。在网民“1000000000001”以“百度高管爆料：央视收了我们4000W！”将这段话发布到天涯论坛后，旋即被各大网站和论坛广泛转载。截止到3日晚上8时，用百度搜索引擎以改标题进行搜索，仅用0.068秒就有239个相关网页。

　　有网民猜测，如此高的“赞助费”很可能与去年下半年央视曝光百度竞价排名含有大量虚假医药广告时间有关。去年11月15日、16日，央视《新闻30分》节目连续两天曝光百度医药竞价排名黑幕，“只要花钱多，那些没有资质的‘江湖游医’都可以排在百度搜索结果前列，很多患者因此上当受骗，丢钱丢命。”

　　节目播出后，引起了社会各界巨大反响。由于“罪魁祸首”——竞价排名是百度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因此报道曾一度导致百度在美国纳斯达克的股价连续跳水，最高一天跌幅超过25%，以致百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不得不发布了5项公司整改举措作出回应。

百度官方暂未回复

　　此番“赞助费”事件被披露，与此前的“竞价门”相比，网民对百度方面倒是多了几分同情。网民“盐酸特比”表示，“我看百度也不想交这4000W，毕竟百度不是传统媒体，它没在电视上做广告也做到了中国第一，在春晚做广告难道还能做到世界第一吗，央视之前曝光的‘竞价搜索’，是有的放矢的”。

　　事实上，在2009年央视春节晚会上，不少网民就注意到了百度的广告和百度向全国人民拜年的画面。曾有媒体专门对此进行报道称：“以儒雅、时尚、帅气著称，早已成为百度品牌形象一部分的百度CEO李彦宏的亮相和多个特写镜头，更是为百度此番的品牌展示大戏增色不少。”一位名叫“月光”的网民随后在博客上分析称，“估计百度这次花费了不少的资金来搞定央视，虽然对百度这样的企业来说无疑增加了这个企业的经济负担，但这对百度来说是一次成功的公关，在全国电视观众中，品牌效应得到进一步加强。”

　　同时亦有评论指出，央视虽然得到了不少实惠，但先前曝光“互联网虚假医药广告”的道德优势已经荡然无存，“两个月前还指责别人的盈利模式‘不道德’，转眼间就开始一起‘分赃’了”。网民“虫虫也有爱”甚至表示，“我可以十天不CCTV，却不能一天不百度。”

　　还有网民甚至调侃称，“李彦宏在春晚当日共露脸8次，计500万每次，好大的一张脸啊。”

　　针对上述猜测，百度公司至今没有给予明确回复。

本期我向《AMT前沿论丛》的读者推荐刘文瑞教授的文章《伦理式诚信与契约式诚信》。

我还记得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的感觉：痛快淋漓、豁然开朗。

关于中国文化和西方市场制度之间的融合以及矛盾问题，众多的学者和企业家们都表现出十足兴趣，并且观点各异，沉积了许多笔墨。“诚信”既关乎文化、又关乎市场，此文章让复杂的诚信问题得到了明晰的梳理，更重要的是给出了一些全新的见解。

本文从大家熟知的晋商的诚信谈起。说起晋商，由于有顾炎武制定票号规则的传说（《清稗类钞》农商类），又有读书人乔致庸的晋商电视剧演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似乎就是晋商诚信的理论源泉，可是本文第一次提出了“关公”大于“孔子”的观点，从关公的“忠”、“义”，演化到民间的熟人关系，中国式的诚信本质一下子就清楚了。作者又对西方的诚信传统作了考察，指出其从英国大宪章开始的契约式诚信本质。文中那段国王带兵没有注意到士兵合同到期的故事至今仍令人印象深刻。

两种诚信孰优孰劣呢？韦伯在其宗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制度系列研究中，关注了西方的新教和东方的儒教两种截然不同的伦理体系，他特意对比了两种文化中诚信的差异，结论是由于中国人不讲诚信，所以无法像西方那样发展出资本主义。而本文认为，伦理诚信和契约诚信，并无优劣之别，它们都是不同社会进化的产物。就像人类的肤色差别一样，不能说白皮肤就优于黑皮肤或黄皮肤。在这一点上，显然韦伯是用契约式的眼光对中国伦理式的诚信作出了判断。

两种诚信在当前社会怎样融合呢？作者从管理学的一个基本准则：追求相应思想和方法的适用和成本谈起。指出“从制度成本的角度来看，恐怕中国移植西方模式的制度成本远远超过了原产地”。从而否定了“后发优势”论，并留下一个不答自明的疑问：关公能不能穿上西装？接着，作者又谈到了“复归传统”派甚至“拯救西方”派，指出其应先拯救自身。

“西方范式的现代化，在中国处于两难处境之中。”作者的结论是：中国的现代化，有赖于当代中国人能承继传统的伦理式诚信，在现代化的契约式诚信建构中容纳伦理式诚信的精神内涵。

因此，我认为“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这两重二元对立的问题，最终还需要每一个身处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企业家们用实践给出答案。如果企业实践者搞清楚伦理式和契约式诚信的差别，其实可以明晓其究竟，少走许多弯路，让实践更加富有智慧。

本文原载于《AMT前沿论丛》2009年第4期

附原文：

慕云五

学者谈创新问题，会从熊彼特谈起，实践者谈创新问题会从执行谈起，政治家谈创新从号召谈起。他们都从不同侧面推动着创新，然而由于往往谈的不是一件事，所以有各干各的感觉。

先说政治家谈创新，由于看到中国企业只知道挣辛苦钱（几亿件衬衣换一架飞机的例子），有的还得侵犯知识产权仿造产品（北京高院刚判下来的客车外形侵权案例），政治家提出号召“自主创新”，方向没错，可是口号之下实难以副，短时间内自主创新的成果就出来一大批，有移花接木的，有借机骗取资助的，有贴牌台湾制品充自主创新的，总之，倒是多了些关于利用“自主创新”的创新。本文不探讨一切创新是否都需要自主，仅以号召创新论，显然创新是难以号召出来的。

再看看谈创新的学者都要提的熊彼特，他提出了企业家创新概念，他曾计划发展出一套新的经济学体系，在这个学术体系中，企业家和创新是核心，而不是资本、资源。尽管直到去世他都没有动笔，但企业家创新却一刻也没有停过。近些年来，无论是产品的创新，还是商业模式的创新，一些中国企业的创新成就是显而易见的，在互联网和新媒体领域尤其出众。企业创新的原动力其实就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当世企业家中，苹果公司的乔布斯无疑是享有创新大名的人。乔布斯最重视创新，也最不愿意谈创新。他尤其反感把创新纳入体系化的轨道，认为那是“不酷装酷”。他拒绝一切被总结出来的创新法则。在他看来，创新不是通过所谓“创新的流程”产生出来的，他最朴素的表达是：我们只是认真思考如何制造了不起的产品。当然，我们也不要被他过于“酷”的表述弄得晕头转向。

乔布斯曾坦言：苹果公司有两个目标，一是造最好的个人电脑，而不是做最大最富的公司，二是要盈利，以便能达成第一个目标。他离开苹果之后，公司的目标只有小小的偏移，可是却让公司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重掌公司之后，目标得以恢复。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此处毫厘的实质其实就是公司创新精神的缺失。执着于“造最好的个人电脑”的目标，让苹果颠覆了一个商业史上的著名论断：只有商业模式创新的公司才是最成功的公司，而不是产品创新的公司。苹果公司执拗地成为一个反例。

有了公司一级的目标，乔布斯仍然认为，创新思想来自于个人。“创新来自于那些产生了新想法或者解决了难题之后，无论多晚都要彼此打电话的人”。换句话说，即使那些经常得到雅典娜眷顾而仍然无动于衷的人，离创新还远。

尽管创新常常依赖某个人头脑的灵光乍现，但却不是凭空得来的。苹果公司的卓越产品构思大都来自于对市场以及行业的研究，并且为此要使公司的架构和流程保持适当的灵活性。

苹果公司一度有点像施乐PARC研究中心，很多创新为人所用，而且在别的公司发扬光大。对此，乔布斯曾经酸酸地讥讽过微软，而现在他开始信奉毕加索的名言了：优秀的艺术家复制别人的作品，更优秀的艺术家偷窃别人的作品。

苹果公司给我们的启示是：创新决不是目的，是优秀企业保持优秀的手段。创新不是系统化的产物，但是公司流程系统中必须为创新预留足够的空间。

还是那句话：看不见的手。市场如此，创新亦然。

推荐阅读：《撬开苹果》（Inside Steve's Brain），作者：卡尼（Leander Kahney）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

刊登于《AMT前沿论丛》2009年第四期

郭教授引述了郎咸平教授的文章加了一段评语，网友评论中骂人的很多，还是硬骂，叹为观止。

想找几条观点辩论的评语都很难。

替郭教授说几句。

我和郭教授比较熟，知道他要表达的意思。而这篇评论并不能让所有人看明白，
以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角度看，是作者写的不够清楚，字数少而想说的太多。

郭老师的评论中，劳动法、生产过剩，消费不足，还有没出的牌等等这几个判断其实是一连串逻辑相关的观点。
这里面最要紧的观点是“生产过剩”，而这个观点是很新颖的，通常我们都认为是消费不足，于是要拉动内需。
我们都知道障碍消费的根本问题是社会保障，而事实上全民社会保障的实现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完成的，也许10年，
也许20年，所以依靠这种途径改善消费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只能说，目前的消费状况就是这样。所以，生产过剩就是问题。尽管这个生产过剩可能主要是来源于出口大幅下滑。而出口下滑是我们不能左右的，所以只能等，郎教授说等美国金融秩序改善，也许也有类似的意思。而企业等不起。郭教授认为劳动法的积极意义就在于这是国家明确的给企业的一个信号：企业运行的成本没有那么低，赶紧自己想办法，减产吧，转型吧，或者就别干了。也就是说，劳动法也是对生产过剩问题出的一张牌。而国家可以出的牌还有很多，就以4万亿来看，这并非财政支出，政府还有大量真金白银。支持10大行业，仔细看来也只是主要围绕国有大企业，这是政府的命脉之一，也是真金白银的保障。
这样看，逻辑是清楚的。

至于“呆子”的说法，应该是“书呆子”的简称，郭自己也称郭呆子，大可不必认为这是在骂人。
呆子再聪明，都不如最高政府聪明。说到这里，看到很多人骂郭是政府走狗之类的，简直是误读。
这三十年来，政府是最聪明的，而很多呆子都看不透。不想说得再清楚了，大家自己体会。

慕云五

对于一本杂志来说，其生日应该是按月算的，因为每逢出刊日，我们都像儿时过年一样的高兴。这样算来，《管理学家》杂志其实已经36岁了。我们也真真切切地有种而立之后的感觉。

36个月以来，数以万计的读者和作者，作为这本杂志真正的主人，一直在悉心照顾她、爱护她，让我们这些值守在她身旁的工作人员信心满怀，备荷荣光！

36个月以来，通过封面管理大师的长文，我们一起领略了管理学百年的思想史。

36个月以来，通过短小的管理智慧短简，我们和数十位中国企业领袖秉烛促膝。

起初，杂志名叫《管理学家》，我们曾经担心刊名的学术味道会吓跑一些读者，36个月的经历告诉我们，正是她的思想性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读者的推崇！刊名的灵感部分来自于享誉全球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如果和《经济学家》的成就相比，《管理学家》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没有一本成功的杂志是速成的，我们相信，只要每个字都用心一点，每期都累积一点。她是能够健康成长起来的！

为此，我们的工作团队不敢有一点懈怠。

生日是需要庆祝的，我们决定为杂志置一套新衣服，算是生日礼物。

2009年的新封面加了一个套装,尽量多地介绍重要的文章.

套装后面是简洁的主封面

——《经理人三十六计》序

慕云五 

第一次见到于泳泓先生，没想到他那么年轻。实际上他的岁数不算很年轻了，只是因为谈吐间，他的活力和睿智实在让人印象深刻。他像我见过的所有台湾人一样儒雅大方，而且渊博务实。我邀请他在《管理学家》杂志开专栏，这几个月，他已经为我们写了十几篇文章了，由于期刊的版面限制，那些文章还要许久才能一一和读者见面。还好，他的新著《经理人三十六计》马上就要出版了，能在这本书前面写几句话，是我的荣幸！

这几乎是一本现代管理的小百科全书，不但有65万字的篇幅，而且差不多涉及到管理的所有方面。而严格地说，它还不能叫做百科全书，因为全书内容不是按照字母或者笔画顺序编排的词条。书前的“企业生命周期暨管理手段对照图”实际上是本书最精彩的立体式的目录。这张图用两个维度（管理层面和企业生命周期）把36种管理手段做了准确的定位。正所谓按图索骥，读者依据这张图就可以非常方便地读这本书了。举个例子，如果你的企业尚在初创期，那么只有11个管理问题是你必须首先要了解的，在快速扩张期，需要了解的问题就有22个了，成熟期以后，所有的36个问题你必须都要了解。这是作者按照企业生命周期的理论为管理问题在某个阶段的重要性做的一种划分。当然读者也可以完全不理会这样的划分，随便看看哪个管理问题都是有益的。

最好的管理学者和咨询师应该不只是提案的制订者，应该是最好的提问者。2005年11月，德鲁克（本书中用杜拉克译名）去世了，我在机场购买了一本英文版的《商业周刊》（BusinessWeek），该刊纪念德鲁克文章中特别提到杰克·韦尔奇在刚刚担任GE的CEO时向德鲁克求教一事，后者没有提什么建议，而是问了前者几个问题。韦尔奇心领神会，开创了GE的新时代，这是一段企业界的佳话。于泳泓先生在每个管理手段后面都列出了一大串问题，即战略层面需要思考和执行层面需要掌握的问题。

我认为这些问题相当重要，尽管作者没有给出答案，事实上也不必给出答案。这就是学习管理和学习其他什么东西最大的区别。管理是实践的学问，也一定是在实践中习得的。读者在实践中一一解决这些问题就是最好的学习方式。问题是一样的，解决的路径可能不同，而最终的目标又是相同的，那就是管理效率，或者说最接近理性的决策。换句繁琐的话来进一步解释：在若干个费用相同的备选解决方案中，应该选择实现目标最佳的；在若干个成果相当的备选方案中选择费用最低的。利用稀缺资源达到最佳目标的努力过程，就是西蒙（Herbert A. Simon）所谓“管理人”的属性，一如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经理人其实就是“管理人”。本书虽然还不敢被称作经理人的圣经，但是绝对是经理人应该随身携带的一本行为指南。

试图为一本十分精要的管理读物写一篇精要式的序文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作者自撰的导读已经起到导引的作用。做序者尽量不要重复，是为序。

本书已经由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特向博友推荐！

慕云五

最近新闻报道说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将有100多万找不到工作，明年还有611万毕业生。几年不关注这个数字，没想到这个数字变得如此巨大！我上大学的时候，毕业生大概是150万这个量级，父亲上大学的时候是15万量级。经济发展了，工作机会多了，大学毕业生多一些原本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经济不景气了，大学生多了就成了问题。比起数字更大的农民工问题，也许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就更让人瞩目，因为他们不是弱势群体，当然更不是强势群体，套用天之骄子的说法，他们是骄（娇）势群体，是骄傲的、娇气的群体，是更容易引起社会问题的群体。请原谅我用这个看起来不是褒义的自造词语，这也是我作为曾经的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感受，也是一个雇用过许多大学毕业生的人的感受。看起来低贱的工作不愿意干，不发达的地方不愿意去，重要的工作干不了，过低的收入接受不了，前辈的批评听不进去，考虑自己多于考虑别人，不愿意在一个岗位踏实积累……，这都是骄势群体的特征。欢迎对号入座，如果大多不满足上述特征，恭喜你，你会慢慢变成强势群体，如果大多满足，你就是骄势群体甚至会变成弱势群体。

说完悲观的事情，让我们乐观一些。看看骄势群体的突围之路，尤其是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

记得去年，北京几所大学中喜欢传媒工作的同学组成了一个社团，他们定期举办传媒主编座谈会，我接受邀请参与了一次座谈。按照要求，我先介绍了自己的工作体会和个人成长经历，然后就是交流。在第一部分，我刻意讲了讲工作的艰辛，以及创业的艰难，尤其是锁定一个职业方向打几年基础的重要。显然同学们对我这种老生常谈不是很感兴趣，他们看到的都是创业成功的例子，我告诉他们，成功的只是极少数人，不成功的，一般媒体不感兴趣，就算成功了，他现在总结的成功之路也绝非完全事实，这倒不是说成功人士都说谎，而是一种不自觉的无意识行为。

接下来的问题主要是围绕创业来谈的。我告诉他们做创业者或者在一个大的好的机构里面成为一个优秀的专业人士都是非常好的选择，但是创业对于一个人的禀赋要求很高，主要不是学历和聪明的要求，而是坚韧、无私和责任感的要求（如果我们化用“聪明难糊涂更难”这句话，坚韧无私责任感往往在实际生活中短期看来都是很糊涂的）。

对于创业选择什么，我的建议是选择冷门、不可思议的方向，我举了个例子是养猪，大家都笑了。我告诉他们农业的产业化（不是农业人士办工业的意思，而是产业化的农业）是未来发展趋势之一，因为这个领域还很缺乏优秀人才，大学生从事类似养猪这样的事业还是有比较优势的。当然你首先要学习做好一个农民。

总结一下，我认为大学毕业生要发挥自己的优势，慢慢弥补自己的不足，踏踏实实地开始社会生活，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而不是哪个成功人士的路。总会有好机会的，而且你也有能力把握住机会。

说到这里，还是没有说到主题，现在的问题不是创业还是求职的问题，而是求到求不到职的问题，问题的焦点从大学生个人问题转移到社会问题了。

最近教育部宣布了扩招研究生和双学位的计划，其用意很明显，就是先把一部分毕业生存起来不释放出去，我们先不论国家教育各部门有没有能力承担，用已经显得很勉强的研究生教育资源去接纳更多的学生，这种办法也只是延缓了毕业生就业的问题，再过几年，说不定大家还要讨论更大的研究生就业问题。教育部的主张让我想起几年前一位管理学家兼教育家的一个提案，这个提案很有意思，提出者就是《管理学家》杂志的主编席酉民教授。

这个提案叫《服教师役》，与“服兵役”类似。韩国的大学生都要服兵役（我国台湾省也有类似的办法），对于这个军队庞大，青年人缺乏的半岛国家来说，每一个青年男性都服兵役的确是个好办法，而且大学生经过军旅生活的锤炼也有极大的好处。中国人多，相对来看军队并不庞大，没有全员服兵役的可能和必要。但是中国的大学生多，农村教师缺乏，大学生就业难，这几个难题通过《服教师役》就可以解决。

根据我的记忆，这个办法是：大学毕业生在大学毕业前半年接受系统的教育理论、心理学、教学法的培训，毕业后进入农村中小学任教，户籍留在大学，享受国家财政支付的工资（不会高于当地教师水准），两年期满考评合格可以有资格免笔试继续读研究生，也可以就业。这个办法的好处是大学生的优秀智力资源可以弥补当前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师资资源，同时大学生得到艰苦生活的锤炼，能够以更好的心态迎接专业职业的挑战，也可以延缓就业压力。

上岁数的人会联想到这和当年赫赫有名的同样是解决就业压力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些相似，但是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上山下乡”更多的是利用年轻人的体力而不是智力，“上山下乡”的参与者一开始面临的是有去无回的宿命，没有后续的安排，磨练了人也耽误了人。而“服教师役”是符合国情、有长远打算的一个计划。以前也有“大学生村官”的事情，范围小，而且大学生是否适合做村官本身就是疑问，所以也就是昙花一现，也无法彻底全面地推广。

21世纪一定是知识的世纪，也是中国的世纪，中国的大学生是承载民族使命的中坚力量，政府机构有最大的责任妥善安排，同时，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问题要比大学生的问题更重要，如今政府增大财政投入基础建设的力度，以图增加就业和消费，财政投入基础教育的比例粗看起来不是紧要的事情，可是，在这一波大笔政府投资中，如果转移相当比例投入基础教育，采用投向大学生教师工资上的方式，将会有巨大的回报。

慕云五

2008年事情太多，从大雪灾、大地震到“大萧条”，中国面临太多的考验，北京奥运算喜事，民间讲究冲喜，可是喜事过后紧接着牛奶出事，现在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深深感到所有的大事都跟自己有关了，更何况处在媒体关注下的公众人物们。本文挑选今年企业界的公众人物，做一些完全个人立场的评论。

王石

王石的转运跟大地震有关。一向是非常正面的公众人物，如今品牌价值大打折扣，还连累到万科地产的生意。我当时写过一篇博客力求客观分析王石的行为，没想到招致一通恶骂，甚至被认为是王石的枪手。一句正确的话说的场合不妥，如果要评选今年最昂贵的一句话，那就是王石的了。时间过去了大半年，回头看看，我不知道当时恶骂的人是不是也冷静了。和同事马先生聊天，他觉得王石的遭遇反映了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溃败，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么严重。王石所张扬的自由市场经济理念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正确解读都被曲解了，南辕北辙之后，王石站得有多高，溃败得就有多彻底！

（参见拙文：http://muyunwu.blog.163.com/blog/static/18801698200842004642759）

牛根生

牛根生其实栽得更彻底，他颠覆的是诚信，和王石有本质的不同，如果说王石是好孩子的戆直被委屈了，那么牛根生实实在在是坏孩子终于露了馅。万言书是最新的确证。无论现在蒙牛的广告多么猛烈，看起来都让人无法信服。比起潘刚，面临同样的危机，怎么老牛却必须面对千夫指呢？以前伊利抓奶源，蒙牛抓广告；以前潘刚低调，老牛高调。这就是原因吧，从办公室的木头椅子上跌倒，摔疼屁股；从聚光灯照射的玻璃楼阁上跌落，摔烂屁股。

（参见拙文：http://muyunwu.blog.163.com/blog/static/18801698200810682540714）

朱新礼

朱新礼按理说算不上悲情人物，但是其正常的一次企业行为却招致了太多的非议。汇源果汁是朱新礼的企业，他有足够的理由把企业卖给可口可乐。做企业当孩子养，卖企业当猪卖，这就是理由。养猪人士一般都会在猪90公斤重的时候出栏，大约四个半到六个月，这是养猪的逻辑。朱新礼认为现在汇源果汁差不多90公斤了，所以他卖了。有人说他不爱国，假定这算事实，他也顶多算个需要具结悔过当场释放的主儿，比他重的太多；有人说他不爱企业，自己的孩子谁不爱？自己没有能力让孩子更好发展，给他找个大款继父，这是为人父者的大爱。朱新礼为中国企业家们精神减负做出了一个榜样。

（参见《管理学家》杂志编辑部评论：《汇源做到头了？ 》

http://muyunwu.blog.163.com/blog/static/188016982008111011543751）

黄光裕

最近只要是与人聊天都少不了黄光裕的猛料，似乎谁都知道一些内幕的小道消息。当然有知识的人往往会有些不一般的看法。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条：（1）不管黄光裕的死活，但是很在意国美的命运，认为国美倒台是个灾难，本来就不好的家电制造业会因为缺少渠道而更坏，而且国美倒掉，苏宁一家独大，并非消费者福音。我个人倒不是很支持这种观点，首先因为国美倒不了，其次，就算倒了，渠道和卖场还在。一家独大不是好事，有那么多企业家，也容不得有一家独大的机会存在。（2）黄光裕出事了，消息传得快，而且众人的反应都有大快人心的感觉，还不单单是仇富，是多年来累计的传说被验证了。我们假设柳传志也被调查了，相信绝不会有那么多人看老柳的笑话，而是有很多人觉得惋惜、觉得他被害了。同样的公众人物，却有不一样的公众形象，这在公关角度是值得思考的。我觉得这种看法很有意思，并且有实用的价值。

（参见拙文：http://muyunwu.blog.163.com/blog/static/18801698200810283481080）

号外 萨科奇

如果勉强把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萨科奇算作在中国经营的法国企业的虚拟的董事长的话，他也应该列入中国商界2008年度的悲情人物榜。一个梦里重温拿破仑皇帝梦的人物，不仅要当欧洲的皇帝还要兼任中国的皇帝，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谋求其政治野心。由于他的愚蠢，法国在中国的企业或多或少都受到不利影响，影响最大的是家乐福，一家在中国雇用中国人卖中国货的零售企业。国民抵制家乐福是不理性的，当然这个不理性是由前一个不理性换来的，账要记在萨科奇的身上。话说到这里，顺便谈谈抵制洋货的问题，在全球市场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抵制洋货是不对的，但是，当经济危机严重起来的时候，全民主动抵制洋货确是一个好的短期的解决办法。这样可以增大对国内产品的需求，从而有利于国内企业提高国内市场份额。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要抵制家乐福，毕竟它的存在更加有利于中国货的流通，法国人致力于中国货的流通，该赚的钱还是应该让人家赚的。

面对炒得沸沸扬扬的朱新礼卖掉汇源这一商业行为，写下“汇源做到头了”这一标题，作为一个中国人，心里可真是五味杂陈。

第一反应是汇源风华正茂，前途无量，正站在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起跑线上，根本不是什么企业做到了尽头。汇源在市场上的老大地位、“民族品牌”的光环便是佐证，而可口可乐开出的179亿港元的天价，更是以无可辩驳的事实给这种悲观的论调一记响亮的耳光。

那么，朱新礼是傻，还是犯了傻？显然，作为国内顶级的成功企业家之一，朱新礼既不傻又不怎么会犯傻。从山东创业伊始，到移驾京师，再到香港上市，朱新礼和他的汇源一再辉煌。现在，以三倍的价格出售给可口可乐这样一个好东家，无疑是一笔不错的生意。

结论只能是，汇源做到头了。更确切地说，朱新礼的汇源做到头了。

一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毕竟有限。“难道你能做到一百岁？”在自己步入暮年、不打算做烈士，又后继无人的情况下，寻找合适的退出机会是明智的。其实，朱新礼的汇源的困境，也是中国所有家族企业或者类家族企业必然面临的困境。领域内中国老大的汇源，进一步成长的空间显然在国门外。在那一层面，汇源的优势还剩下什么？不但朱新礼，恐怕所有的人都心中无底。如果说“捐款门”王石认错代表中国企业家群体的溃败，那么“汇源门”朱新礼的让贤则反映了中国这一代企业家的疲软。

有人说，做企业，不是企业家一个人在战斗。此诚不虚。就人的因素来说，企业家的领头羊效应不可低估，其背后的整个团队的战斗素质则更加重要。问题就出在这里。不可否认，中国极个别的企业家已经具备在国际主流舞台上进行演出的实力，但没有一个企业的团队整体上具备了这种竞争能力。中国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数量可能已经是世界第一，但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宣布“中国科技人才，人力资源总量世界第一”相同，都很幽默。

网上有人建议国资委出面收购汇源，不但不负责任而且幼稚可笑。国资委不缺钱、但缺人，怎能愚蠢到把汇源买来，然后再走国企“烂掉成为包袱”的老路？君不见，变聪明后的国资委正在抓大放小、在数量上进一步缩小央企的规模。

现代企业之间的竞争，表面上体现在资金、管理等方面，背后进行支撑的则是价值体系以及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信仰。资金摸得着，中国各大商业银行均有流动性过剩之虞。但与银行官而非银行家打交道，急需资金来实现自己雄心的中国企业及企业家们，只能望现金之洋兴叹，无一例外地借贷无门。管理看得见，各个标杆企业的管理真经林林总总传遍全世界。但令人遗憾地是，中国企业的学习和模仿往往不能深入到骨子里面，只是形似而神非。

背后的东西很难说清楚道明白。有人说，汇源早已不是什么“民族企业”，而是注册于英属开曼群岛的外资企业。我们认为，这恰恰反映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尴尬地位——作为二娘养的，在自己的国家反而不能享有正常平等的国“民（企）”待遇，只好拐大弯。相反，如果是外资，如果再有了可口可乐这样的主人，打狗者在打“狗”的时候，难免会多看几眼，否则，造成了国际影响，抹了黑，余秋雨大师也会流泪相劝的。

市场经济的灵魂是自由、公平和契约精神。既然我们认同并渴望建设成这样的市场经济，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认定此事不涉及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情况下，让我们首先从“尊重一个企业家的自由选择”做起。上帝赋予了卑微的人类“自由”，因为在上帝的眼中，自由是好的。

本文系《管理学家》杂志编辑部评论，执笔马海宽，发表时未署名。

慕云五

这次经济危机危害有多大？延续时间会有多长？具体成因是什么？这三个问题太难，或许只有上帝或者上帝手下负责经济事务的天使才可以回答，因为他们站得高、看得远、看得透。最近一段时间，相当多的人类聪明头脑都在谈这些事情。然而，又应了那句以色列古老谚语，人类一思索，上帝就笑了。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上帝的嘲笑就不去考虑问题，让他老人家笑话根本就不丢人。为了更有效地利用人类不够发达的头脑，我们其实可以转换这个命题，使其简化为：一个可能持续相当长时间的经济不景气状况，我们怎么应对？

经济危机有点像流感，其成因不明，每次流感的病毒也不尽一样，治疗办法也缺乏，危害也很大。每次因为流感死亡的病例并不少，至少比著名的非典要厉害。人们应对流感的主要办法是硬扛和疫苗，疫苗不是治疗，是成功率未知的预防手段，因为病毒在变异，制成完全针对性的疫苗并不容易。而疫苗就像政府注资企业和投资拉动内需等措施，很难对症下药。那么主要就是硬扛。从流行病学的角度看，统计规律是大多数人没有受到每次流感的侵扰，其原因主要是身体素质过硬，具有很强的免疫力。

而我们的企业和公民们是不是都具备很好的足以抵御经济不景气的素质呢？答案恐怕是还不如流感中的健康者。由于中国的企业过惯了好日子，平时不注意提高“身体素质”，在这一波经济不景气中，肯定会有很多要中招。前些日子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政府不救不好的企业，其实是一样的道理。经济危机会加大企业洗牌的力度，朴素的优胜劣汰法则。当然，政府还是要为因素质不好企业的倒闭买社会问题的单，还是在广东，东莞的玩具厂老板跑了，镇政府不得不想办法为员工发工资。

流感来了，马上锻炼身体有点晚。流感扛过去了，总结经验亡羊补牢就不算晚，经济景气不景气的规律还是会有的。那么什么是企业的素质呢？回头想想还是管理问题、内功的问题。外界环境变化多端，而能预测大势的个把高人又无法平均分配到数以百万计的企业中去。最近媒体报道的几个著名企业出现问题，其原因往往是简单的管理问题，可是在当初都没有得到重视。企业的领导人必须要想办法从企业内部着手，一直以来轻视管理、重视经营的思路是到了修正的时候了。

居安思危的企业领导人最关注的一定是现金流问题，以及围绕这个问题的其他问题，从而落实到管理问题。而不知道居安思危的企业领导人最关注的是概念、模式问题，以及支持这个问题的其他问题。当危机真的来了，所有的概念和模式一下子没了支持的空间，最要命的是为下一个月的员工工资发愁，如果干脆抛却一切烦恼，老子不做了！那么概念和模式也就都成泡影。

我对上面那个转换后的命题的解答就是我们只能用自己的素质去面对，素质高就容易应对，素质低，应对不过去，如果有机会提高素质，还是要把未来放在炼内功上面。

下一篇想谈一谈经济危机中企业如何对待员工的问题。

慕云五

虽然黄光裕案远未尘埃落定，但是从媒体披露消息看，他涉及的问题显然和所谓中国企业家的“原罪”没有关系。何谓原罪？这本是一个基督教的概念，本意是指人生来就有的罪，洗不干净的罪（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圣经·诗51-5。当然，正如《论语》及其注释一样，原罪的概念也是经过奥古斯丁等人的注释。）如果把人生比喻为企业的生命，那就是相当多的现在冠冕堂皇的企业家们在原始积累阶段采用了非法的手段，也称之为“原罪”。

谈到非法，我们就先看看法律，以及法律的执行。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很完备的法典，例如大家都熟悉的《唐律》、《大明律》、《大清律》，甚至还有朱元璋钦定的在《大明律》之上后来被子孙抛弃的《大诰》（可以理解为一部判例集）。无论从条文还是判例，千年以来，都积累了很多。解放后，被贴上封建、资本主义标签的法律大都被废弃，可是，新意识形态下除了宪法和婚姻法（有种说法认为婚姻法的制定是便于新干部们与小脚糟糠合法解除婚约另寻女学生），其他的法律制定起来却都很缓慢。包括最重要的《民法》至今还只是个通则。有位大律师跟我讲，在八十年代，律师还是可以配枪的国家干部，并不是独立于司法和当事人的第三方。至于人民陪审员，我在法庭上倒是亲眼见过两个人民陪审员，基本上是人民陪座员。改革开放以后，法律建设突飞猛进。可是又存在法律超前和法律执行滞后的矛盾，例如《义务教育法》，立法已经22年，可是，这22年来，类似希望工程这样的项目又怎么可以跟该法对话呢？眼前还有新《劳动法》，这个在经济危机背景下显得更加尴尬的“好东西”。

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沿着正确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推进的，30年来，取得了众所周知的伟大成就。市场经济的最基本保障是法律，包括各种商法和民法，有关企业经营的法律也是伴随着“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基本上滞后于实际。如果我们等到所有法典都完备再做事情，恐怕真的没有现在的经济成就。包括法律执行的折扣也许可以理解为是不法的善举。现在回顾30年，成就和问题都是巨大的，可能这是比较客观的情况。这不值得发牢骚，因为中国太大，一个小公司修改薪酬制度尚且造成混乱，何况一个复杂的大国呢？

背景交待完，我们再看黄光裕案。对于他的“原罪”，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走私说，这和坊间津津乐道的17岁少年随兄几千块钱北上创业的说法差距很大。被视为旁证的有两个，第一，黄的老家汕头是走私天堂，因此发迹而不具威名、没上富榜的隐形冠军不在少数。可是这条证据效力不强，就算我在“坏人”堆里，你也不能说我就是坏人。第二，国美早期卖了很多“进口”家电，在当时所谓“官倒”盛行的历史背景下，合法的走私也是可以理解的，也不能推定货源究竟所自。所以，黄光裕的“原罪”在法庭上可能不仅过了追溯期，而且也“查无实据”。在早期中关村混的人大概都没把走私当回事，这是吴思现代版的“潜规则”。就算伟大的柳传志也不能脱尽干系。这些，我们也只是负暄笑谈，说说罢了。在我看来，有许多“原罪”，也只应该止于笑谈。

还看基督教义，既然有原罪，那么对应的就有本罪，也就是人今生犯下的罪孽。推衍到中国企业，当企业原始积累之后，法律日渐健全之后，违法对于不违法的人损害足够大之后（上文说到的走私就是一例，走私当时就违法，但是由于经商的人还不足够多，走私的危害并不大），如果再犯罪，那就是本罪了。本罪就逃不过去了。媒体披露黄光裕涉及的本罪嫌疑至少就有非法的贷款、上市、以及操纵股价三个。这些嫌疑的甄别还有待时日。对于结果是什么，结果意味着什么，反而简单了，本文没有继续讨论的必要。

我们再回到“原罪”。在基督教义里面，原罪的处理办法，并没有对应的依法办理，而是救赎。换句咱们的俗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还的办法，单说美国的企业家，远的有洛克菲勒、卡耐基，近的有盖茨、巴菲特，尤其是洛克菲勒，还得好、还得对路、还得大，得享97岁天年，人间救赎得很彻底，上天堂之后想必也会很幸福。当然也不是每个著名的老美都这么想，年轻时去印度苦行过一段时间的乔布斯就不是这样的，也不知道被癌症缠身的他现在是怎么考虑的。

可是中国人基本不信基督教，难办。解决办法除了“原罪”企业家的自觉，还需要政府和社会提供一些便于企业家救赎的出路，当然现实情况也不是救赎无门。

回到主题，总结一下本文的观点。企业家的“原罪”是个问题，不是面对公众拷问的问题，更不是法律问题，而是企业家自身的觉悟问题。“本罪”就是法律问题了，相对好解决。

笔者再向成功的企业家们啰嗦一句: 即便有“原罪”的阴影，但是千万不要触及“本罪”的底线。

 撰写本文是针对新浪网的一篇博文,那篇文章号召要特赦黄光裕,因为黄的原罪可以原谅.那个作者显然混淆了原罪和本罪的问题.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3d51b90100b83j.html

昨晚到附近的超市购物，特意看了看猪肉柜台和奶制品柜台。猪肉的价格相比几个月前看起来着实令人垂涎欲滴，要不是最近坚持准素食主义，一定要多买些。几个月前因为高昂价格树立起来的猪肉的尊严轰然倒塌，在我停留的几分钟里，很少见到买猪肉的，原因不详，难道猪肉也会遵循买涨不买跌？奶制品两排展示冷柜热闹非凡，光明多款送礼，蒙牛一款酸奶大降价，三元依然故我。犹豫再三，我买了三元的大桶酸奶，这次事件，学会了买奶，原味酸牛奶和巴氏消毒奶首选。我相信这里所有的牛奶都没有问题，可是，消费者的信心出了问题。估计短期内奶业颓势还将继续，牛根生着急不是没有道理。

从去年股市房市的不景气到今年美国金融危机，所有人都开始关注中国的经济前景，主流媒体一直信心满满，街谈巷议则众说纷纭，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汇聚到我耳根的太多的是听起来紧张兮兮的消息，裁员了、倒闭了、降薪了、停产了、减产了，还有出租车罢开了。

本来就对市场的自我恢复调节能力报有疑虑的国人，都在看政府。政府除了表明态度天下安民之外，也相继拿出了多种对策，这些对策就像组合拳，出拳的力度之大，就其金额尺度来衡量，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了。我们来看看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经济振兴行动。（具体内容参看由星岛环球网整理的表格，见附表）

经济从去年的“过热”到今年的“过冷”，给人感觉就像哈尔滨人冬天去新马泰旅游。下了飞机总要不适应的，不适应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地球围着太阳转，因为地球的纬度差。可是经济的过热过冷却不那么简单。人类社会比大自然复杂的多。所以最近两三年，听各种各样睿智头脑的话，针尖对麦芒，也不知道谁对。郎咸平虽然语多偏激，但是主要观点的深刻和隽永还是值得尊敬的。他把经济的冷热看得比较透，他认为大规模建设投入很热，制造企业较冷，国内消费冷。综合其比重，是热。为了降温，政府制定了很多政策，但是给不该降温的部分降了温，按他的话说就是没找到病因。

按理说，治病首先要对症下药。我不知道目前这些针对过冷的经济形势的举措是不是对症，当然，巨大国家的经济困难，正如人体的问题一样，太复杂。目前治病，先不用检讨病症因何而犯，还是针对主要的征候。

中国最大问题应该是消费问题。换句话说，是国内企业和消费者之间交易合同量值要和大国相称，老百姓要有足够的钱去消费（有句话说得好，钱花了才是自己的，花钱才有幸福感），同时企业要满足这些消费，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这是多么庞大的市场啊！（让我们看看国外企业历史上的点滴，欧洲的企业比美国的企业较早地走上了国际化之路，这是事实，原因是美国的消费市场很大，很多如今看来都是跨国公司的美国企业在二战后的20年间都还只是美国市场为主的企业。）而目前中国的消费市场和他的人口是不相称的，消费者不敢消费，除了素爱积累的国民特点，更因为对子女教育、医疗、养老保障等“大头”开销缺乏必要的信心，这不是光通过改变国民习惯就可以改变的现状。于是，企业只好把产品卖给外国人，税负重，汇率受制于人，又赶上全球萧条消费被抑制，生存堪忧，遑论发展？！所以，中国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应该得到很好的政策支持，同时，最重要的是国家通过强有力的社会保障支持释放出巨大的消费能力。

说到劳动密集型企业，最近些年对此有不同的声音，后来产业转型说占了上风。以至于各地政府都纷纷写入纲领，对此有很多策略，夹杂着对环保的诉求，一时间，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成了不光彩的角色，落后的代表。新劳动法这一缺乏社会保障现实支持的理想法律又给这些企业带来严重的困扰。我想起林毅夫的一个观点，他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原因之一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方面解决就业，一方面想做企业的人可以比较容易进入现代市场经济的潮流里。现在经济发展的阶段是不是到了要主动干预劳动密集型企业？难说。我还是相信哈耶克等人的自发秩序的理念，以及弗里德曼等人对干预的解读。

面对诸多困境，特别是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持续降低，国家推出了一系列的财政税收、货币政策。特别是还有大笔的政府投资。这些举措有相当一部分是对过去习惯做法的强化，尤其是大规模基础建设的投资，看来这一招还是有效，尽管并没有改善普通消费者的消费环境。值得注意的是，各地方的经济振兴计划都特别提到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扶持，这和以前有很大不同，我认为这是务实和正确的举措。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各方提出的数字大得很吓人，仔细看看，其实也是把各种排队待批项目放行后加在一起给大家一个数字上的信心。否则的话，新上那么多项目，会不会仓促？会不会重复？公平和效率呢？这有点像以前每年初看到的地方政府发愿为群众办的20件或者100件实事。仔细看看清单，如果不办这些事中的某些事，政府干什么呢？各地政府如今拯救经济的举措大，涉及的金额庞大，加强管理和项目论证仍然是不能缺少的。

总之，还是期待政府在社会保障上多做快做文章，这其实是政府最大的责任。这个问题解决了，加上合理的财税和货币政策，一切问题都会慢慢好起来。当然，信心无比重要！

出差在外10天，白天晚上忙碌，终于到了周末，看腻了随身带的两本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书，发现电脑里居然有几部电影，由于研究不深，我看电影都是冲明星去，挑碟的时候，只看明星，比如汤姆·汉克斯，尼古拉斯·凯奇以及摩根·弗里曼演的电影就都比较喜欢，华语的喜欢张震。

恰好这几部电影就有一个是黑人演员弗里曼的，名叫Bucket list。

剧情很简单，两个患晚期脑癌的老人在同一个病房结识，一个富甲天下，四次失败婚姻，唯一的女儿不再相认。一个是普通人，是那种很有追求但不能实现梦想的人，从一而终，儿女成行，承欢膝下，幸福恬淡。迥然不同的人生经历，面对同样的人生归宿——都被医生判决为半年到一年的时光。两个人开列出一个清单，人生必须要干的事情，包括跳伞、环球旅游、吻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纹身、登上最洁净最神圣的喜玛拉雅山、帮助一个陌生人、猎杀一头狮子、喜极而泣、开野马汽车飙车等等。当两个人都体会了化疗的痛苦之后，毅然放弃了治疗，坐上富人的私人飞机，开始了一段对于普通人有点传奇般的经历。列在清单上的事情大多实现，有的放弃了，例如杀狮子，有的是不经意间实现了，当普通人临终的时候，两人相见，互相理解，谈笑间喜极而泣。富人终于意识到天伦之乐，意外见到美丽的小外孙女，就成就了吻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在普通人的葬礼上，富人感慨是他教会他人生的价值。奇迹发生在富人身上，他的癌症好了，活到81岁。死后他的骨灰放在咖啡盒子里，被助手送到雪山之巅，与普通人合葬一处。那里，白天更蓝，暗淡的蓝，晚上星星出奇的多，像无数个天幕上的空洞，更重要的是，一片静寂，只有大山的声音，那是上帝的声音。

看电影过程中，几次眼睛湿润。我真怕让自己的父母亲看这部片子。人生的真谛怕真的只有到了终点才可能知道一点，也许多数人还是不知道。剧中普通人一辈子修汽车，尽管怀抱着做历史学家的梦想，终因家庭琐事和经济压迫所累，大学梦做了45年，在常人眼里，应当说是一事无成。他自己也有遗憾，对于平淡的幸福也有怀疑，旅途归来，他自己也认识到很多，不仅仅是启迪了富人。富人拥有常人梦想的富足生活，可是却没有普通人的简单幸福。这部片子告诉我们，当死亡必然来临的时候，你几乎已经没办法修正自己走向死亡的路径了。这是我们这样年轻一点的人都该看一看的电影。

苹果的乔布斯也患了癌症，最近频频传出他身体病情恶化的消息。他有句话，总把明天当作最后一天去安排。这句话常常被拿来作警示，人的一生该怎么过。可是，死亡就像致命电脑病毒一样，我们谁又能每天做最繁琐的防毒杀毒工作呢？谁又会拿电脑做最重要的事情呢？

这部电影像所有社会励志作品一样，揭示出人生的盲点。对我的影响一时是难以总结出来的，最关键的是，总结出来往往还是落空，真有种既沉重又轻松的感觉。为了不让记忆消散，今天记下来，假如网易公司几十年不倒闭，博客的硬盘不崩溃，我真希望每年都能回来看看。到了我的可预知的最后的日子，我一定也在这里贴上我的bucket list。所以，未完待续……

三鹿之后，基本上全国人都明白了，这是行业问题，乃至更深层次的问题，套用《我叫刘跃进》的笔法，抓贾主任，是为了背后的一个人。笔者在三鹿事发时候曾经写过几篇文字，当时想谈谈牛根生的，不忍，没有写，现在牛根生主动出击了。

牛根生用万言书换取同情，赫然举起民族大旗，把大摩当作外族入侵者，老牛，真不知道你究竟要干什么？！如果老牛没干好，根据约定和规则，蒙牛这个怪怪的企业被外国人控制了，那又怎么样了呢？你当初不也是用规则获取了外国投资然后超女啊、神六啊的，忽悠消费者，外资加能忽悠，大赚一笔，现在又不认这个规则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老牛到底要干什么啊？！中国所有的企业遇到问题要都有脸皮像这样表演，那倒是市场经济的中国奇观了！别人没有表演的本钱，毕竟老牛已经是大腕圈子的艺员，随便拉来其他的大腕友情出演，还真是赚足眼球，比收视率、比票房，专业演员也不是对手。

在所谓万言书中，老牛首先大篇幅论证奶源出问题，奶工厂生产环节不会添加，另外，三聚氰胺已经广泛存在于全球食物链中。这一点笔者并不否认，基于这些大奶厂往往得到国家免检，他们当然不会在生产过程中添加那些对直接消费者没有任何意义的废料。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你们是否知情？！接下来老牛用种种方法证明自己和员工都不知情，而且还隐藏了一个巧妙的退路，那就是他早已不是具体经营的负责人。

我一直纳闷，在9月23日香港苹果日报披露的一条消息，至今没有在国内引起足够的重视，那就是牛根生先生在八月初大幅抛售其拥有的蒙牛股票，套现十多亿(值得留意的是，蒙牛管理层在8月察觉异样，巧合地由总裁牛根生拥有控股权的银牛及金牛公司，选择在公布中期业绩前约一个月，即8月1日，透过大摩进行配售旧股，每股净配售价22.02元，套现净额12.6亿元，银牛及金牛的持股量合共降至16.42%。——苹果日报9月23日报道)。这说明什么？当时外媒就有分析，蒙牛的高层都知道三鹿事发，必然会引起全国的行业问题，蒙牛迟早都要跟着遭殃，还不如趁着奥运的遮蔽，赶紧套现了事。

果然，三鹿事发，蒙牛股价应声而跌。九月底去超市，看到蒙牛已经买一赠一。

公开上市公司的交易作为铁证，牛总一定是真知道所有内情的。一个鲜明的事实摆在这里，“乐善好施”的牛总早就知道所谓三胺的事情，可是他宁可让数以数十万计的婴儿继续喝毒奶，也要先套了现，谋求自己的安全，然后当蒙牛不行了，再扮演一个民族落难英雄，希望取得同情。

话说回来，我还是十分敬佩牛总，白手起家，做大一个事业，风度卓越，俨然一个真正优秀的企业家！但是，最近的关键时刻，才能检验你究竟的货色。

你是优秀演员呢？还是优秀企业家？

我真不希望你获得“金鸡奖”啊。

(附件: 香港苹果日报的报道)

李培瑛　梁德伦
苹果日报2008-09-23

蒙牛乳业饱受毒奶事件影响，上周五管理层会见传媒及分析员后，仍未能释除大众疑虑。最令人震惊的是，瑞信昨日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管理层上周五承认早在8月份已察觉异样，由于缺乏三聚氰胺的详尽数据，仅向地方政府报以进行测试，变相将责任推诿至政府身上。

蒙牛昨晚发表公告，计划今日复牌。集团为毒奶事件以及对公众造成不便致歉。集团又指，有关受污染的问题产品只属少数，相信问题产品是个别不负责任的奶站及奶贩的非法行为。现时蒙牛已对每批原料奶及出厂前的产品检测，以确保产品不含三聚氰胺。

称对五年内疾患负责

蒙牛已经安排回收问题产品，并会对五年内查出由此造成的疾患负责到底，并将按中国法规标准双倍赔偿。所有问题产品均只曾在中国分销和出售，并已迅速回收，截至昨日，除问题产品外，并无回收任何其它产品。

截至本周日，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对在港有售的蒙牛液体奶的41项样本进行检测，结果表明全部不受污染。不过，本报上周委托化验所的化验结果显示，一个在本港市场售卖的蒙牛高钙低脂奶类饮品样本，含有3ppm三聚氰胺。

有分析员指出，蒙牛复牌后，股价随即急挫50%亦不足为奇，小股东随时蚀到入肉。证券界相信，毒奶事件对蒙牛影响深远，市场信心尽失，估计今年至2010年盈利大幅倒退甚至见红，大削其目标价51%至79%不等，评级亦急降至“沽售”、“减持”、“跑输大市”等，其中摩根大通狠削其目标价79% 至3.8元，较停牌前报20元，下跌空间高达81%。

瑞信表示，毒奶事件将令蒙牛奶类产品销量急跌至两年前水平，估计蒙牛需要一次过拨备9.2亿元人民币，包括对受害者的赔偿以及产品撇账;又预期蒙牛今年业绩见红，估计蚀17.4亿元人民币。摩根士丹利估计，蒙牛第四季奶类产品需求大跌逾80%，最快至2012年才能回复07年水平。

8月时大股东曾配股

值得留意的是，蒙牛管理层在8月察觉异样，巧合地由总裁牛根生拥有控股权的银牛及金牛公司，选择在公布中期业绩前约一个月，即8月1日，透过大摩进行配售旧股，每股净配售价22.02元，套现净额12.6亿元，银牛及金牛的持股量合共降至16.42%。

     “高端访谈”栏目通过中国管理理论界的代表席酉民教授与企业管理实践界的佼佼者企业家们面对面的思想交流、印证与碰撞，来发掘、梳理企业家们在具体企业管理实践中的一系列心得、体会、感悟，然后结合相应的管理理论，把经过实践检验的成功经验积淀下来，呈现给《管理学家》杂志的广大读者。

→“高端访谈”栏目的访谈形式

本栏目采取《管理学家》杂志主编席酉民教授与企业家对谈的形式进行。时间和地点由双方约定。每次两个小时左右。由责任编辑负责事先沟通双方观点、整理录音文字。

席酉民教授是中国管理理论界的杰出代表、中国大陆第一个管理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管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席酉民教授还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工商管理类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评议组成员及召集人、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行政和荣誉职务。

→“高端访谈”栏目的影响

    从2008年起，该栏目得到各界的广泛支持和高度评价，其中战略对准和走向公开两期皆在企业和行业内被广泛阅读，王文京先生感叹，“和媒体从来没有过这么深入的交流，相见恨晚”。由于《管理学家》杂志在管理学术界和实践界的影响，主编席酉民教授崇高的学术地位，以及各类媒体对杂志思想性的推崇和重视，以及杂志和各类媒体的广泛合作，每一期内容都得到了非常大范围的传播！对传播管理思想、推动企业正面宣传都有很大的价值。

→“高端访谈”栏目的刊登形式

       作为《管理学家》杂志的重点栏目，每期在杂志的封面上以最醒目的方式推荐给读者。每期篇幅大约在10页左右，篇首是对话企业家的整页照片，在内容中也穿插谈话场面或者企业照片。栏目往期的具体形式和内容，请参阅《管理学家》杂志：

      2008年第1期：战略对准-席酉民对话张新国（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副总经理）

      2008年第3期：微笑曲线-席酉民对话印建安（陕鼓集团董事长）

      2008年第5期：走向公开-席酉民对话俞向前（上市公司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8年第6期：用心追梦-席酉民对话王文京（上市公司用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2008年第7/8期：家族思想-席酉民对话赵涛（步长集团总裁）

      2008年第9/10期：全球化整合-席酉民对话陈强（熔盛重工总裁）

《管理学家》杂志旨在为中国企业实践界与理论界搭建沟通交流的平台，传播管理学家、企业家的思想，以他们的思想、智识来影响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

定位：商业和管理的思想平台。

口号：面向企业，面向实践；观察者，更是思考者；管理是管理者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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